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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典释义与案例评注,合同编(保理合同)
发布来源: 罗晓华诉保团队 发布时间:2020-12-18



保理合同

 

第七百六十一条 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 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保理合同和应收账款概念的规定。

 

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和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其法律特征是:

(1)保理合同是以货物贸易合同和服务贸易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的转让为前提;

(2)基于应收账款的转让,受让方为转让方提供综合型的金融服务;

(3)提供金融服务的内容是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的付款保证等服务。以保理人对应收账款是否享有追索权为标准,保理合同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在保理合同中,转让应收账款债权的一方是应收账款债权人,接受应收账款债权并提供金融服务的一方是保理人。

 

保理业务最早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并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和西欧国家发展成型,成为新型的贸易融资方式,近20年来得到广泛应用。我国的保理业务发展较晚,发展也比较慢。本法对保理合同的规定将会促进我国保理业务的发展。

 

应收账款是指企业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因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业务,应向购买单位收取的款项,包括应由购买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负担的税金、代购买方垫付的各种运杂费等。应收账款是伴随企业的销售行为发生而形成的一项债权。应收账款包括已经发生的和将来发生的债权。前者如已经发生并明确成立的债权,后者是现实并未发生但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债权。

 


【案例评注】

 

核电公司、某银行武汉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1]

 

基本案情

 

2013年10月31日,某银行武汉分行与华鑫科公司签订编号为 ZHl300000215 184的《贸易融资主协议》,双方约定:华鑫科公司可以申请使用的贸易融资业务产品为有追索权国内卖方明保理,该贸易融资额度为某银行武汉分行与华鑫科公司签订的编号为ZHl300000215184的《综合授信合同》中,授予华鑫科公司用于贸易融资业务的本金额度限额;华鑫科公司提出使用申请后,经银行审核同意的应按约定办理相关业务;华鑫科公司在该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应由保证人李某、张某与银行签订编号分别为个高保字第DBl300000217799、DBl3000002 17800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予以担保,并作为该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日,某银行武汉分行与华鑫科公司还签订《保理服务合同》和《保理服务合同-附属合同》各一份,双方约定:某银行武汉分行为华鑫科公司提供保理融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提供预付款含代付、汇票贴现、汇票承兑、押汇、开证、保函等),在《综合授信合同》和《贸易融资主协议》项下约定的最高保理融资额度内,就某银行武汉分行所受让的应收账款,于华鑫科公司提交保理融资申请书并经某银行武汉分行核准后,某银行武汉分行依保理融资比率计算的金额或华鑫科公司与某银行武汉分行所约定的其他金额核定具体保理融资金额和具体业务模式,并与华鑫科公司签署融资附件和具体业务协议办理保理融资,某银行武汉分行有权行使追索权,即某银行武汉分行有权要求华鑫科公司偿付所有未清偿保理融资金额。

 

2013年11月8日,某银行武汉分行与华鑫科公司签订编号为公授信字第ZH1300000215184的《综合授信合同》,双方约定:华鑫科公司在该合同可向某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8000万元,有效使用期限为一年,自2013年11月8日至2014年11月8日,适用授信种类为有追索权国内卖方明保理,并注明在该合同签订前,某银行武汉分行和华鑫科公司根据已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或其他合同而授予华鑫科公司或其子公司的授信额度,可继续按原授信合同及相应的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履行,但原授信合同项下未结清的额度应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内计算和管理;担保方式包括保证人李某、张某与某银行武汉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贸易融资主协议》《保理服务合同》。同 日,李某、张某分别与某银行武汉分行签订个高保字第 DB1300000217799、DB1300000217800《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李某、张某分别对前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主债权本金和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两年。

 

法院判决

 

关于某银行武汉分行能否依据保理合同向核电公司主张案涉应收账款债权的问题。保理合同是指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就债权人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债权人与债务人订立的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出租资产等基础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商,保理商向债权人提供应收账款催收、应收账款管理、坏账担保、保理融资等服务达成的协议。本案中,某银行武汉分行与华鑫科公司签订有《保理服务合同》,该笔保理业务的基础是华鑫科公司与核电公司之间基于《采购合同》履行所形成的应收账款,某银行武汉分行作为保理商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取得上述应收账款的相关权益,核电公司作为债务人则应履行向债权人还款的义务,以确保华鑫科公司与某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保理合同项下融资款的偿付,据此案涉应收账款的转让和保理合同的履行形成一笔完整的保理业务,某银行武汉分行、华鑫科公司、核电公司之间基于案涉保理合同的履行从而形成权利义务对应关系。虽然从合同形式上看,核电公司并非案涉保理合同的当事人,但该保理合同标的为华鑫科公司与核电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所对应的应收账款,某银行武汉分行依据其与华鑫科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代为向用款人的债务人即核电公司追偿应收账款并无不当。至于应收账款指定账户的归属并非确认债权转让有效成立的构成要件,不应作为案涉债权转让的直接依据。因此,核电公司辩称债权转让应另行起诉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专家点评

 

某银行武汉分行与华鑫科公司签订的《贸易融资主协议》《综合授信合同》《保理业务合同》,以及某银行武汉分行与李某、张某签订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某银行武汉分行与华鑫科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以华鑫科公司向某银行武汉分行转让华鑫科公司对核电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为先决条件,在华鑫科公司向核电公司出具发票清单、介绍信,核电公司在回执上盖章确认后,基于应收账款业务形成权利义务对应关系,某银行武汉分行作为保理商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取得应收账款的相关权益,核电公司作为债务人则应履行向债权人还款的义务。


第七百六十二条 保理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业务类型、服务范围、服务期限、基础交易合同情况、应收账款信息、保理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等条款。

 

保理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保理合同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规定。

 

保理合同是要式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订立。保理合同的主要内容是:

1. 业务类型:保理分为三类,一是商业保理,指由非银行保理人开展的保理业务。二是国内保理,指保理人为在国内贸易中的买方、卖方提供的保理业务。三是国际保理,指保理人为在国际贸易中的买方、卖方提供的保理业务。保理的立法分类是:有追索权的保理和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应当写清楚是哪一种保理。

 

2. 服务范围:即保理人为应收账款债权人承担的是何种保理服务,确定提供的服务是融资、对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还是为应收账款债务人的付款担保,明确约定具体的服务范围是什么。

 

3. 基础交易合同情况:基础交易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据以产生应收账款债权的交易合同,合同中应当记载清楚。

 

4. 应收账款信息:合同应当写明交给保理人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具体信息,便于保理人按照约定对该应收账款债权提供服务,获得利益等。

 

5. 保理融资款:应收账款债权人将应收账款债权交给保理人应当支付的价款。

 

6. 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保理人为应收账款债权人进行保理,应当得到的服务报酬的数额及支付的方式。

 


【案例评注】

 

红湖公司诉爱建公司合同纠纷案[2]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5日,红湖公司与郎特公司签订编号PCP-2014042-15-1-2的《订单合同》,约定红湖公司向郎特公司订购触媒25,000只,总价 2920万元。2015年3月27日,爱建公司与郎特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F- AJBL201503002的《国内保理合同》,约定债权人为郎特公司、保理商为爱建公司;该合同2.1.1条约定,爱建公司与郎特公司协商,为郎特公司核定一个总体的应收账款转让额度2920万元,该总体额度包括爱建公司为郎特公司核定的对债务人的所有应收账款额度;第2.3.1条约定,爱建公司收到郎特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等材料后,进行审核,爱建公司对郎特公司提供的材料确认无误,同意接受郎特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时,将加盖爱建公司公章的《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发送给郎特公司。

 

法院判决

 

爱建公司与郎特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于法无悖,双方理应恪守。红湖公司收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在《回执》上盖章,应收账款转让行为已对债务人即红湖公司生效,红湖公司应履行涉案《订单合同》项下的债务。关于红湖公司辩称,根据其与郎特公司、案外人某公司2015年3月25日的三方《备忘录》,郎特公司应放弃该笔债权即该笔债权不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红湖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在爱建公司及郎特公司向其出具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了公章,根据该《回执》,红湖公司确认了涉案应收账款对应的合同、金额、到期日等信息,并确认不存在与涉案应收账款相关的欺诈、争议、抗辩、抵销或其他付款反请求或索赔。

 

专家点评

 

保理业务存在基础合同及保理合同两个合同关系,债权人(供应 商)、债务人(购买方)、保理商三方主体。其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形成买卖、服务等基础合同关系,并基于该基础关系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合同,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向债权人提供融资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形成保理合同关系。本案中,上诉人红湖公司与被上诉人郎特公司签订的《订单合同》真实有效,相关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关系切实存在。正是基于该基础买卖合同,被上诉人爱建公司与被上诉人郎特公司签订《国内保理合同》,爱建公司在提供保理服务过程中审慎且无恶意。对于红湖公司根据其与郎特公司、案外人某公司2015年3月25日的三方《备忘录》,郎特公司应放弃该笔债权故可对爱建公司进行抗辩的主张,该《备忘录》是红湖公司、郎特公司和案外人某公司的三方约定,不能对抗《国内保理合同》下善意保理商爱建公司基于保理合同所行使的债权。

 

第七百六十三条 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虚构应收账款设置保理的规定。

 

在保理合同中,设置保理的应收账款应当是真实存在的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基于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为应收账款债权人提供融资服 务。如果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应收账款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 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其实质是骗取保理人的融资等服务。如果保理人是善意且无过失的,在订立了保理合同之后,就实际取得了应收账款债权,有权对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债权。如果应收账款债务人以应收账款债权是虚构的、并不存在的债权,将会使保理人接受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落空,失去保理合同订立的基础,使善意的保理人受到损失。

 

因此,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即应收账款债务人必须承担应收账款的清偿债务。只有在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应收账款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保理人明知其转让的应收账款为虚构时,才不受这一规则的约束,法律不保护不具有善意的保理人的利益。

 


【案例评注】

 

中厦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二支行合同纠纷案[3]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30日,某银行上海分行与麟旺公司签订编号为×××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约定甲方(麟旺公司)采用赊销方式销售货 物,并向乙方(建行上海分行)申请获得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服务。

 

为保障保理合同的有效履行,某银行上海分行与李林某、东关公司分别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保理业务专用)》,保证人均承诺为麟旺公司在主合同项下不超过壹亿捌仟万元本金余额及其他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补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和麟旺公司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2015年9月17日,某银行上海分行与某银行二支行签订《协议书》,约定:由于某银行上海分行机构调整原因,与某银行二支行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以麟旺公司为申请人的保理合同业务及票据贴现业务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某银行二支行,由某银行二支行行使全部权利。

 

法院判决

 

保理合同的核心内容是应收账款的转让。虽然基础债权的真实、合法、有效是债权转让的前提,但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不真实并不当然导致保理合同无效。本案当事人间签订的保理合同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存在认定无效的情形。但是,保理合同签订过程中,融资申请人麟旺公司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虚构基础交易关系,制作虚假材料,诱使银行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应当依据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之规定,认定系争保理合同因融资方欺诈而使银行方有权撤销。在某银行二支行坚持不请求撤销合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系争保理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仍应依约履行。

 

专家点评

 

首先,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中厦公司与麟旺公司串通虚构基础交易对某银行二支行构成合同欺诈这一事实均不持异议。根据《合同法》第54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的规定,某银行二支行可以据此行使撤销权并要求中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经一审法院释明,某银行二支行明确表示不行使撤销权,该行为属于某银行二支行自由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一、二审法院认定案涉保理合同仍属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在案涉保理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中厦公司依约应承担相应付款义务。其次,中厦公司与麟旺公司通谋所为的虚伪意思表示,在其二者之间发生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但与第三人某银行二支行之间,则应视某银行二支行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虚伪意思表示而确定不同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某银行二支行在开展保理业务过程中,审核了麟旺公司提交的《付款承诺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已转让应收账款确认通知书及回执》《钢材购销合同》《销售清单》等材料,其中《付款承诺书》《钢材购销合同》及《已转让应收账款确认书回执》上有中厦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某的盖章确认。对于并非基础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某银行二支行而言,其根据上述材料已经尽到了审慎的注意义务,其有理由相信麟旺公司对中厦公司享有相应的债权。尽管从某银行二支行经办人肖某的询问笔录以及沪银监访复\ [2016\]51号答复来看,某银行二支行在开展本案保理业务过程中,存在未严格依照监管要求履行审核义务,尤其是对基础合同项下发票真实性审核不当的问题,但该工作瑕疵的存在,并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某银行二支行知晓中厦公司与麟旺公司之间虚伪意思表示,中厦公司主张的基础债权瑕疵不得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某银行二支行,二审法院判决中厦公司应当以其承诺行为向某银行二支行承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第七百六十四条 保理人向应收账款债务人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应当表明保理人身份并附有必要凭证。


【条文解读】

 

本条是对保理人向债务人行使权利的规定。

 

在保理合同中,保理人接受了应收账款债权人转让的应收账款,并支付了提供融资服务的对价之后,就取得了应收账款债权,成为应收账款债权的实际债权人,因而有权利请求应收账款债务人对其清偿债务,自己受领应收账款债务人清偿给付。保理人对应收账款债务人行使应收账款债权,应当遵守的规则是:

 

1. 向应收账款债务人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说明对其行使债权;

 

2. 表明自己是保理人的身份,说明自己取得保理人的事实依据;

 

3. 在通知中,须负有转让应收账款债权以及自己取得保理人身份的必要凭证。这是因为,保理合同的当事人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和保理人,并不包括应收账款债务人,保理人依据保理合同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债权,须让应收账款债务人明确保理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案例评注】

 

烽火通信公司、华嵘保理公司合同纠纷案[4]

 

基本案情

 

2014年12月至2015年11月,华嵘保理公司与中天信公司以中天信公司与烽火通信公司间的产品和服务交易为基础开展保理融资业务,于 2014年12月9日签订了HR06-ZTX-20141208号《国内商业保理合同(附追索权)》;于2015年1月12日、2015年4月3日在HR06-ZTX-20141208号合同基础上,签订了[补]字HR06-ZTX-20141208-05号和[补]字 HR06-ZTX-20141208-06号《国内商业保理合同补充协议》;于2015年4月30日、2015年5月14日、2015年6月11日、2015年7月3日、2015年9月1日、2015年9月29日签订了HR06-ZTX-20150429号、HR06-ZTX- 20150513号、HR06-ZTX-20150610号、HR06-ZTX-20150702号、HR06-ZTX-20150901号、HR06-ZTX-20150929号《国内商业保理合同(附追索权)》;因中天信公司和烽火通信公司之间SAP系统对账数量和金额有变化而于2015年10月12日在HR06-ZTX-20150929号《国内商业保理合同(附追索权)》合同基础上形成了[补]字HR06-ZTX-20150929-05号《国内商业保理合同之补充协议》;于2015年11月签订了HR06-ZTX- 20151116号《国内商业保理合同(附追索权)》。依据上述合同所形成的保理融资关系以及合同定义,华嵘保理公司系甲方、受让人,中天信公司系乙方、转让人,烽火通信公司为买方、债务人。保理业务类型为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即指中天信公司将其因向烽火通信公司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其他原因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华嵘保理公司,华嵘保理公司向中天信公司支付相应的债权转让款及向其提供其他综合性的服务,并且中天信公司对烽火通信公司到期付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即烽火通信公司如未按期向中天信公司支付应收账款,华嵘保理公司有权向中天信公司追索,同时在华嵘保理公司要求下中天信公司还应承担回购该应收账款的责任。每份保理融资合同单列条款对应收账款、交易合同等名词进行了定义。每份保理融资合同对被转让的应收账款范围有明确约定,同时将邮寄送达给烽火通信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 书》作为合同附件。

 

HR06-ZTX-20141208号《国内商业保理合同(附追索权)》的附件之一,即HR06-ZTX-20141208-02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中天信公司与华嵘保理公司共同通知烽火通信公司,中天信公司与烽火通信公司目前已经形成的基于2013年5月8日签署的《ODM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在《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文件中所记载的2014年9月至11月形成的发票金额合计为6028596.76元的应收账款以及就该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及债权的从属权利,均自动转归华嵘保理公司享 有。请烽火通信公司向华嵘保理公司履行上述应收账款项下的付款义 务,并将应收账款按照合同约定的要求,直接付至以下指定监管账户。此后的在系列保理合同中作为附件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与前述通知书的条款、主要内容、行文方式基本一致。

 

法院判决

 

参照《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保理合同是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约定将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债权人与债务人订立的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出租资产等基础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为债权人提供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催 收、资信调查与评估、信用风险控制及坏账担保等至少一项服务的合 同。因此,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基础合同是成立保理的前提,而债权人与保理商间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则是保理关系的核心。本案《国内商业保理合同(附追索权)》虽约定华嵘保理公司就实收应收账款受偿保理融资款本息后将余款归属中天信公司,还约定了应收账款回购条款,但并未改变华嵘保理公司与中天信公司之间依保理合同形成的应收账款转让的法律关系实质。华嵘保理公司签订保理合同后即与债权人中天信公司共同向债务人烽火通信公司发送书面债权转让通知,亦可印证华嵘保理公司具有使应收账款转让行为对烽火通信公司发生效力并实际受让该债权的主观意愿,而非仅以应收账款转让形式向中天信公司提供借款。烽火通信公司关于各方当事人间名为保理,实为借贷或应收账款让与担保法律关系的主张仅系对保理法律关系认识的某些理论观点,在本案中并不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保理业务属有追索权的保理,华嵘保理公司依据前述合同安排,有权向烽火通信公司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在账款未受清偿的情况下,亦有权向中天信公司追索保理融资款本息债权。故华嵘保理公司向中天信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并不反向影响华嵘保理公司主张本案债权。烽火通信公司关于华嵘保理公司已就保理融资款申报破产债权,无权向其主张案涉账款债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专家点评

 

保理业务核心法律关系为债权转让,民法典合同篇认可转让未来账款行为的效力,案涉保理合同约定中天信公司将未来一年内的应收账款均转让给华嵘保理公司。中天信公司对烽火通信公司的货款债权已于一年前转让给华嵘保理公司,依转让通知内容,该转让行为从烽火通信公司接收该通知时对其生效。

 

第七百六十五条 应收账款债务人接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后,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无正当理由协商变更或者终止基础交易合同,对保理人产生不利影响的,对保理人不发生效力。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发出后对应收账款债务人发生效果的规定。

 

应收账款债权人订立保理合同,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人后,保理人向应收账款债务人发出应收账款转让的通知,就完成了应收账款转让的行为,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债权人的地位。应收账款债务人收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后,该通知对应收账款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即保理人成为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债权人,应收账款债务人负有对保理人履行应收账款债务的义务。如果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债务人无正当理由协商变更或者终止基础交易合同,对保理人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应收账款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给保理人后,已经无权对已经转让的应收账款进行变更或者终止。因此,对保理人不发生效力,保理人仍然按照保理合同的约定行使保理的权利。

 


【案例评注】

 

能港发电公司与信达公司合同纠纷案[5]

 

基本案情

 

华能煤业公司与能港发电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能港发电公司向华能煤业公司每月订购3万吨煤,订购一年共计36万吨,并约定了账期。2013年9月18日,某银行白山分行与华能煤业公司签订《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华能煤业公司将部分债权转让给某银行白山分行。同日,华能煤业公司向能港发电公司出具《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受让后)》,能港发电公司为该通知出具《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回执载明:收到上述通知。能港发电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向华能煤业公司账户付款1000万元。嗣后,华能公司以偿还自身所欠的保理预付款的名义向某银行白山分行转账1000万。后来,某银行白山分行把上述保理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并通知了能港发电公司。诉讼中华能公司强调该支付行为并非代能港发电公司偿还欠款。某银行信达公司因债权未能得到清偿诉至吉林省白山市中院,请求判令:华能煤业公司、能港发电公司给付欠款1770.2万元及利息。

 

法院判决


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故自能港发电公司收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后,债权转让即已发生效力,能港发电公司与信达资产公司之间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能港发电公司应当直接向债权受让人信达资产公司履行给付义务。而本案中,能港发电公司未按照《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受让后)》的要求向付款账户付款,而是仍然向华能煤业公司账户付款的行为,不能构成其作为债务人对债权受让人信达资产公司的有效还款。华能煤业公司根据其与某银行白山分行之间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之约定,即使在债权转让后,仍有义务向某银行白山分行还款,故其将能港发电公司向其账户汇入的1000万元款项划转至某银行白山分行要求的保理专户的行为,构成其对某银行白山分行的还款。另外,二审法院及本院审查查明,能港发电公司在向华能煤业公司还款 1000万元之后仍欠华能煤业公司2000余万元煤款。换言之,能港发电公司在还款1000万元之前尚欠华能煤业公司3000余万元,即其对华能煤业公司所负债务除去已经转让给某银行白山分行的经法院查明确认为 14988246.60元的金额外,尚欠的煤款超过1000万元,那么,能港发电公司在同时对某银行白山分行、华能煤业公司负有债务的情况下,向其中一方还款的行为,不能当然构成对另一方的还款,能港发电公司主张该笔还款系归还某银行白山分行,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相反,本案中华能煤业公司表示其接收的款项用以消灭其自己对能港发电公司的债权,其向某银行白山分行还款的行为亦属于偿还自身负债,并非代能港发电公司还款。此外,能港发电公司主张其并未接收到华能煤业公司发出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受让后)》,而是在其提供的空白回执上加盖公章,用以配合华能煤业公司获取贷款。本院认为,某银行白山分行向华能煤业公司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即能港发电公司出具《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换言之,正是能港发电公司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协助华能煤业公司获取了金额为2770.2万元的贷款,虽然一、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后均认定能港发电公司仅在实际发生的煤炭交易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但不能忽视能港发电公司配合华能煤业公司获取贷款这一事实。同时,在能港发电公司举示的空白《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亦载明债权已经转让给某银行白山分行,其不经核实仍然向华能煤业公司付款的行为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能港发电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专家点评

 

在债务人对原债权人和债权受让人(保理商)均负有债务时,债务人向原债权人支付款项的行为很难被认定为是对保理商所受让债权的清偿。尤其在原债权人和保理商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了通知义务时,债务人更难举证证明自己向原债权人支付款项的行为是对保理商所受让债权的清偿。保理商与债权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应注意设定追索权以降低坏账风险。如本案,签署的是公开且具有追索权的债权转让协议。所谓有追索权是指,当保理商受让的债权因任何原因不能按时足额收回 时,保理商有权向原债权人进行追索,原债权人对债务人应按时足额向保理商支付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在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中,无论任何情形,原债权人应无条件按时足额偿还保理商支付给原债权人的保理预付款,并支付预付款利息、发票处理费、应收账款管理费、保理资信调查费、延期管理费等全部应付款项。债权人在与保理商进行债权转让 时,应注意保存债务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原件,以备未来诉讼风险中能够证明己方已履行通知义务,债权转让自债务人收到转让通知时,即已对债务人产生法律效力。

 

第七百六十六条 当事人约定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可以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也可以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在扣除保理融资款本息和相关费用后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应当返还给应收账款债权人。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有追索权的保理人行使权利及后果的规定。

 

在保理合同中,如果当事人约定为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享有追索权,可以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的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也可以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享有的追索权,就是有权选择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的融资款或者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债权。行使了追索权,保理人就可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如果保理人不行使追索权,可以直接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实现债权。保理人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实现其债权的,在扣除保理融资款的本息和相关费用后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应当返还给应收账款债权人。

 


【案例评注】

 

中厦公司、某银行上海支行合同纠纷案[6]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30日,某银行上海分行与麟旺公司签订编号为×××××××××××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约定甲方(麟旺公司)采用赊销方式销售货物,并向乙方(某银行上海分行)申请获得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服务。

 

为保障保理合同的有效履行,某银行上海分行与李林某、东关公司分别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保理业务专用)》,保证人均承诺为麟旺公司在主合同项下不超过壹亿捌仟万元本金余额及其他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补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和麟旺公司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2015年9月17日,某银行上海分行与某银行二支行签订《协议书》,约定:由于某银行上海分行机构调整原因,与某银行二支行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以麟旺公司为申请人的保理合同业务及票据贴现业务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某银行二支行,由某银行二支行行使全部权利。

 

法院判决

 

中厦公司主张,中厦公司对某银行二支行承担的仅为补充赔偿责 任,在未穷尽对麟旺公司及其担保人的法律追索措施之前,某银行二支行是否有损失及损失金额还处于不确定状态,不满足其承担责任的条 件。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厦公司出具的付款承诺书,其承诺不可撤销地对某银行二支行承担付款义务,并不得以任何理由迟付或拒付。该付款承诺并未以某银行二支行穷尽对麟旺公司及其担保人的法律措施为前提条件。

 

专家点评

 

关于某银行二支行向中厦公司的求偿权和向麟旺公司追索权能否同时并存的问题。根据案涉保理合同的约定,本案保理业务系有追索权的保理,在某银行二支行的债权不能获得清偿时,某银行二支行除有权以债权受让人身份要求应收账款债务人中厦公司清偿债务外,还享有向麟旺公司行使追索权的权利。而求偿权与追索权是否能够并存,关键在于对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性质的认定问题。结合本案相关事实,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所包含债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性质并非纯正的债权让与,而应认定为是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功能的间接给付契约,并不具有消灭原有债务的效力,只有当新债务履行且债权人的原债权因此得以实现后,原债务才同时消灭。据此,在某银行二支行债权未获得清偿的情况下,保理商某银行二支行不仅有权请求基础合同的债务人中厦公司向其清偿债 务,同时有权向基础合同债权的让与人麟旺公司进行追索。某银行二支行不承担应收账款不能收回的商业风险,其受让麟旺公司对中厦公司所享有的债权,目的是为了清偿麟旺公司对其所欠的债务,故二审法院将某银行二支行在本案中对中厦公司所能主张的权利范围,限缩在某银行二支行对麟旺公司所能主张的权利范围之内,并未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因本案某银行二支行对中厦公司的债权尚未得到实际清偿,为避免某银行二支行就同一债权双重受偿,二审法院判决中厦公司、麟旺公司或保证人东关公司、刘某星、李某任何一方对债务的清偿行为,都应相应免除另一方的清偿义务,认定正确,并未损害中厦公司的实体权益。

 

第七百六十七条 当事人约定无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应当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取得超过保理融资款本息和相关费用的部分,无需向应收账款债权人返还。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无追索权保理合同的保理人行使权利的规定。

 

在保理合同中,如果当事人约定为无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不享有追索权,不能选择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只能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实现应收账款债权取得的利益,取得了超过保理融资款本息和相关费用部分的,也无需向应收账款债权人返还,应收账款债权人无权请求保理人返还超过保理融资款本息和相关费用剩余的部分利益。

 


【案例评注】

 

盛威昌公司诉新一佳公司等合同纠纷案[7]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12日,原告盛威昌公司(甲方,保理商)与勇记公司(乙方,卖方)、被告新一佳公司(丙方,买方)签订编号为×××-001的《无追索权保理合同》,约定:鉴于乙方业务需求,就乙方与丙方之间的应收账款向甲方申请国内保理业务,融资额度:本次融资占用丙方在甲方的融资额度为1746937元,根据应收账款金额的70%融资比例确定的融资款金额为1222856元。同日,原告(甲方,保理商)与盛泽公司(乙方,卖方)、被告新一佳公司(丙方,买方)签订编号为×××-002的《无追索权保理合同》,约定:本次融资占用丙方在甲方的融资额度为427460.56元,根据应收账款金额的70%融资比例确定的融资款金额为299222元,其他内容与前述×××-001《无追索权保理合同》一致。同日,原告(甲方,保理商)与源峰盛公司(乙方,卖方)、被告新一佳公司(丙方,买方)签订编号为×××-003《无追索权保理合同》,约定:本次融资占用丙方在甲方的融资额度为3952010元,根据应收账款金额的70%融资比例确定融资款为2766470元。

 

上述三份《无追索权保理合同》的附件《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均约定:勇记公司、盛泽公司、源峰盛公司已与新一佳公司签订了商务合同,新一佳公司对商务合同项下卖方应收账款金额、付款日期确认无 误,现该三家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将与新一佳公司签署的商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以及该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转让给盛威昌公司,应收金额依次为1746937元、427460.56元、3952010元,转让应收款依次为1222856元、299222元、2766407元。涉案《无追索权保理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6月15日向勇记公司转账支付保理融资款1222856 元,于2016年6月21日向盛泽公司转账支付保理融资款299222元,于 2016年6月24日向源峰盛责任公司转账支付保理融资款1120000元,于2016年6月30日向源峰盛公司转账支付保理融资款1646407元。

 

《无追索权保理合同》到期后,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事项支付到期款项,且被告近期经营恶化,经沟通后仍不能按时支付相应款项,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新一佳公司原告支付编号为×××-001《无追索权保理合同》款项1222856元、编号为×××-002《无追索权保理合同》款项299222元、编号为×××-003《无追索权保理合同》款项2766407元。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涉案《无追索权保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到法律保护。原告请求被告新一佳公司偿还4288485元,有合同依据,予以支持。

 

专家点评

 

根据是否附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分为有追索权和无追索权两种。在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关系中,双方把标的债权的风险收益全部转移给保理人,保理人有权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在本案中,原告与东莞市盛泽食品有限公司、深圳市源峰盛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源峰盛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后,获得了向被告新一佳公司主张债权的权利。由于被告没有按照保理合同约定清偿债务,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债权,应予支持。

 

第七百六十八条 应收账款债权人就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致使多个保理人主张权利的,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取得应收账款;均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时间的先后顺序取得应收账款;均未登记的,由最先到达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既未登记也未通知的,按照保理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的比例取得应收账款。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多个保理人主张权利顺序的规定。

 

应收账款债权人将同一应收账款重复转让,订立多个保理合同,形成多重保理合同。就同一应收账款重复设置保理合同后,致使多个保理人主张权利的,确定行使保理权利顺序的方法是:

 

1. 登记在先权利优先:即已经登记的保理权利先于未登记的保理权利优先取得应收账款;

 

2. 时间在先权利优先:多重保理合同的保理权利均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取得应收账款;

 

3. 通知在先权利优先:多重保理合同的保理权利均未登记的,由最先到达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保理人优先取得应收账款;既未登记也未通知的,按照保理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的比例取得应收账款。

 


【案例评注】


瑞力公司、某铁路公司与畅富公司、鼎瑞公司合同纠纷案[8]

 

基本案情

 

2016年8月1日,原告瑞力公司与被告畅富公司签订编号为 RL×××××××××的国内保理合同,约定被告畅富公司将其对被告某铁路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原告核定此应收账款转让额度为4000万元,被告畅富公司在此基础上向原告申请保理融资。嗣后,被告畅富公司及原告向被告某铁路公司云桂铁路(广西段)YGZQ-4项目部发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说明已申请将与被告某铁路公司采购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及全部债权、从属权利等合计45537684.40元转让给原告,被告某铁路公司在应收账款到期日将款项支付至专门保理账户才能解除付款义务。2016年8月6日,被告某铁路公司出具回执,称已收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承诺对于该通知书载明的45537684.40元最迟不晚于2017年2月1日支付,如未按该通知书付款或履行其他义务,原告有权直接向被告某铁路公司追索。2016年8月1日,被告畅富公司提交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原告于同日出具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双方明确保理预付款金额为36500000元,保理预付款年利率10%。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及确认书附件确认转让应收账款45537684.40元。嗣后,被告鼎瑞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鼎瑞公司在4000万元最高额范围内对被告畅富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涉案保理合同项下被告畅富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保证期间为被告畅富公司收到单笔保理预付款之日起至该笔保理预付款本息及相关费用的偿还或支付期限届截止日后两年内止。2016年8月10日,原告向被告畅富公司发放保理预付款36430000元。款项到期后,被告畅富公司、被告某铁路公司均未按约偿还,被告鼎瑞公司未履行保证人义务,原告故向法院起诉。


法院判决

 

首先,根据《瑞力保理合同》《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并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登记证明文件,本案保理项下的基础交易合同编号为HT-YG4-×××××××,债务人为某铁路公司集团有限公司云桂铁路(广西 段)YGZQ-4项目部。其次,保理商并非应收账款基础关系当事人,难以完全知悉相关履行情况,债务人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盖章并承诺付款的行为使保理商有理由相信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债务人不得再以应收账款虚假、基础交易合同未实际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等事由向保理商进行抗辩。

 

专家点评

 

本案中,某铁路公司云桂铁路(广西段)YGZQ-4项目部在《回 执》上盖章,确认应收账款信息并承诺最迟不晚于2017年2月1日付款,故某铁路公司也不得再以应收账款第二次转让无效向瑞力保理公司进行抗辩。至于某铁路公司提出的畅富公司未向其发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涉案应收账款转让对其不生效的主张,尽管《回执》抬头载明“上海鼎瑞贸易有限公司及上海瑞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但结合《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以及《回执》内容来看,应当认定畅富公司与瑞力公司就本案保理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事宜向某铁路公司发送了通知,涉案应收账款转让对某铁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

 

第七百六十九条 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编第六章债权转让的有关规定。

 

【条文释义】


本条是对保理合同准用债权转让有关规则的规定。

 

保理合同在以往的法律中没有规定,民法典只是将保理合同的基本规则作了规定,缺少细节的规定。由于保理的实质就是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因此,本章没有规定的,准用合同编第六章关于合同债权转让的具体规则,补充立法的不足。

 


【案例评注】

 

某银行苏州分行诉塑胶公司、科技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9]

 

基本案情

 

2006年,塑胶公司就其对科技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与银行签订《保理协议》与《综合授信协议》,并通知了科技公司。科技公司将部分应收账款汇入塑胶公司设在银行的监管账户。2008年,就逾期未付的应收账款200万余美元,银行诉请科技公司偿还,并要求塑胶公司依回购型保理条款约定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科技公司以其与塑胶公司所签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禁止转让条款进行抗辩。

 

法院判决

 

有追索权或回购型保理实质应为以债权质押的借贷契约。我国未加入《国际保理公约》,在涉外民商事司法实践中,《国际保理通则》作为国际惯例在我国适用。根据该通则规定,国内贸易基础合同双方所约定的禁止债权转让条款,不影响国际保理合同的效力。但对于国内贸易纠纷,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对保理合同无明确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除外。本案中,科技公司与塑胶公司所签购销协议明确约定了禁止转让合同权益和义务的条款,符合《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除外情形。银行作为保理商在与塑胶公司签订《保理协议》与《综合授信协议》时,对保理所涉基础交易合同条款未尽审查注意义务,故塑胶公司在未征得科技公司同意下,将其对科技公司应收账款擅自转让给银行,违反前述法律规定,即使债权人通知了债务人,对科技公司亦不发生效力。因此,应依《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认定债务人就禁止让与的应收账款对保理商享有抗辩权,但债务人实际履行中以明示行为表示同意转让的除外。科技公司虽按塑胶公司指示向银行监管账户支付了部分到期货款,但并不能以此认定科技公司同意塑胶公司将其对科技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均转让给银行,该部分付款行为可视为部分接受债权转让。鉴于科技公司与塑胶公司已结算相应货 款,本案所涉主债务是基于银行与塑胶公司之间因《保理协议》与《综合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而产生,且《保理协议》明确约定银行对贸易融资本息保留向塑胶公司追索的权利,故本案主债务即保理融资款应由塑胶公司向银行偿还。

 

专家点评

 

对于国内贸易纠纷,依民法典合同篇关于债权转让规定,认定债务人就禁止让与的应收账款对保理商享有抗辩权,但债务人实际履行中以明示行为表示同意转让的除外。本案中,科技公司提出购销合同中约定禁止转让条款的抗辩,保理合同对此没有规定,应当依据上述债权转让的规定来处理。

 

[1] 审理法院:二审法院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案号:(2016)鄂民终500号;再审法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18)最高法民再100号。
 
[2] 审理法院:一审法院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案号:(2015)浦民六

(商)初字第13327号;二审法院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6)沪01民终13444号。
 
[3] 审理法院:一审法院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5)沪二中民六(商)初字第142号;二审法院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案号:(2017)沪民终 172号;再审法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19)最高法民申1533号。
 
[4] 审理法院:一审法院为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6)鄂01民初1252号;二审法院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案号:(2017)鄂民终3301号。
 
[5] 审理法院:二审法院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案号:(2015)吉民二终字第99号;再审法院为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16)最高法民申1519号。
 
[6] 审理法院:一审法院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5)沪二中民六(商)初字第142号;二审法院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案号:(2017)沪民终 172号;再审法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19)最高法民申1533号。
 
[7] 审理法院: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案号:(2016)粤0304民初18246号。
 
[8] 审理法院:一审法院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案号:(2017)沪0110民初4700号;二审法院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8)沪02民终3074号。
 

[9] 审理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案号:(2008)苏民二终字第03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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