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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股权众筹的基本法律问题
发布时间:2018-08-24 04:44:25     

互联网股权众筹与第三方支付、P2P网贷、金融搜索并称为互联网金融的四驾马车,但互联网股权众筹的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发展状况,与其他互联网金融差距异常明显。这是由于我国现有法律规制严重阻碍互联网股权众筹的纵深发展,《证券法》和《公司法》对于“公开发行”的限制直接裹缠股权众筹的金莲。刑法涉及互联网股权众筹犯罪入罪门槛偏低,严重压缩互联网股权众筹在前置法与刑法之间的过渡空间,导致行为人违反前置法后就直接触及擅自发行股票罪等罪名的高压线。因此,必须完善前置法关于股权众筹的审核要件,提高刑法相关罪名的入罪标准,拓宽股权众筹在两法之间的生存空间。

一、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的法律属性

2011年中国首个众筹网“点名时间”在北京上线后,目前国内已有数十家众筹类网站,其中点名时间、追梦网、众筹网、淘梦网以实物作为回报形式;大家投、天使汇等主要以股权为回报方式。众筹,通常是指小企业家、艺术家或者个人为了创办企业或者为了进行某项活动而依托互联网众筹平台向社会募集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众筹具有两大显著特点,其一,公开面向社会公众;其二,以互联网为媒介,项目发起者、众筹平台和投资者都较为明确。最早起源于美国,近几年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渗透日常生活。根据众筹的回报形式不同,可以将其细分为奖励众筹、公益众筹、债权众筹、股权众筹基本形式。奖励众筹其本质属于预购,以实物或者服务作为报酬回报于投资者;公益众筹最为典型的是经常流传于微信朋友圈的轻松筹,为进行某项公益活动而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社会公众并不会获得报酬,其本质是捐赠;债权众筹是互联网金融另一典型代表P2P,即通过互联网平台的一种民间借贷形式;股权众筹是指融资者以出让一定比例的股权作为回报来筹集资金的形式。股权众筹以股权作为回报受到我国《证券法》和《公司法》的严格限制,生存空间较为狭窄,始终徘徊于法律的边缘,因此我国现有的众筹以奖励众筹、债权众筹、公益众筹较为常见,股权众筹较少。既要发挥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的金融创新意义,又要有效惩治违法犯罪行为是当前完善互联网金融法律规制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互联网股权众筹的创新价值表现为:第一,对于项目发起人而言,互联网股权众筹为小微企业、初创企业发行资本证券提供可能,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为其提供新鲜血液。第二,对于投资者而言,互联网股权众筹拓宽了投资者的投资渠道,互联网股权众筹与传统的国债、企业债券、基金、股票投资等存在显著差异,投资者不必再将投资目光局限于数量有限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可尽情地将资金投入自己感兴趣和前景乐观的项目。第三,从市场长远发展角度来看,股权众筹可以初步试探项目的市场发展行情,众筹项目一旦上线就要接受广大投资者的“投票”,资金筹集顺利意味着该项目发展前景乐观,若筹资失败预示着该项目进入市场的时机尚不成熟。通常为股权众筹项目注入资金者大多会成为该项目的积极消费者或者自发宣传者,为项目的市场拓展节约了额外成本。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的创新功能也使得国家对其监管政策的松动,2015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监管层已经对大规模股权众筹的态度发生变化。

从融资模式的国际发展趋势来看,必然将由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向由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转变,股权众筹作为资本市场多层次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初创企业、中小企业以及普通民众的投资理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于融资者而言,互联网股权众筹可以解决项目融资难题,拓宽融资渠道,资金来源不再局限于银行、金融机构以及熟人圈;对于投资者来说,增添了投资者投资理财的渠道,降低了投资的限制条件,提高了社会资金的流动性。融资者通过互联网进行股权众筹也是对项目进行市场推广的过程,在项目进入实际经营阶段之前就能够获悉该项目市场反响行情,对于融资者的实际经营提供导向。就目前各股权众筹平台发展状况来看,主要涉及三种经营模式,凭证式、会籍式与天使式。凭证式众筹是指通过互联网销售凭证或股权捆绑的形式来募集资金,投资人以资金换取凭证,凭证与创业项目或者初创企业的股权直接挂钩。2013年年初,前爱奇艺高管离职创办“美微传媒”,在淘宝店铺直接销售会员卡,属于典型的凭证式众筹,由于该种众筹行为规避现有法律规制,容易触犯潜在的金融风险,很快就被证监会叫停。会籍式众筹,是由不超过200人的股东(规避证券法限制),每人认购一份股份即可成为融资项目的股东,通常广泛存在于开设咖啡厅、酒吧等项目,国内较为著名的会籍式众筹是北大杨勇主导开设的北京大学1989咖啡厅以及由许单单牵头创办的3W咖啡。天使式众筹,投资人通过付出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成为该公司的股东,投资人有明确的财物回报要求。目前国内较为典型的天使投众筹是大家投,该类众筹有“全民天使”之称,对于领投人的依赖性较强,但是有经验的领头人毕竟是少数,一旦产生风险则大难临头各自飞。从以上三种股权众筹模式可知,股权众筹除了要求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专业性特点外,其未来发展方向将面向更广泛的非专业投资者。

2014年底,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众筹管理办法》将股权众筹限定为一种互联网非公开(私募)的股权融资方式。关于股权众筹限定为非公开(私募)形式,中国证券业协会作出了解释:在现行《证券法》尚未修改的背景下,选择众筹融资的中小微企业往往不符合“现行公开发行核准的条件”,所以只能采取非公开发行。2015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颁布《指导意见》对股权众筹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凸显股权众筹“公开、大众、小额”的特性,同年8月中国证监会颁布《关于对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资活动的机构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明确将“非公开股权融资、私募股权基金”排除出互联网股权众筹的范围。随后,“私募股权众筹”变更为“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至此,“股权众筹”专指公募股权众筹。

二、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的法律风险

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具有天然的互联网属性,被定位为“普惠金融”和“草根金融”,但由于受到传统法律规制滞后性的制约,导致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的发展面临较大困境,同时实施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行为遭遇严峻的刑法风险。股权众筹实质上是以股权作为报酬的方式来筹集资金,这实际上与证券的公开发行并无二异。根据《证券法》规定可知,“公开发行”是指“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这两种情形。对于公开发行证券,《证券法》明确要求必须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是以互联网为路径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由于互联网的广泛公开性和辐射面大的属性造成筹资对象的不特定性,即使将最终投资者人数限定在200人以内,也难以规避接受该公开宣传人数的不特定性,互联网股权众筹的互联网属性难以突破“公开发行”的藩篱。

为了规避股权众筹的灰色地带和刑罚高压线,催生了股权众筹的新型模式即有限合伙型股权众筹。所谓有限合伙型股权众筹,是指融资者或者项目发起人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投资项目,投资者在规定时间内参与项目并预约认购股份,项目发起人依据投资者认购股份数额的多少、认购时间的前后制定认购人的名单并将其排序,将顺位在先者并符合法律规定数量的认购人确定为项目合伙人。项目发起人随后与所有合伙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建立有限合伙企业。项目发起人作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型股权众筹有效运用有限合伙这一法律允许的形式,巧妙地绕过了擅自发行股票罪的地雷。这种股权众筹的发展可以说是如履薄冰,在夹缝中生存。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不得超过50人。易言之,在有限合伙型股权众筹中投资者至多有49名,对于互联网股权众筹规模的壮大十分不利。当投资人人数确定后,由互联网众筹平台以投资人的名义创办有限合伙企业,最后再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加入到项目的投资中,成为具体项目的股东。这一曲线救国路径虽然能够规避法律法规关于人数的限制和避免触及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的红线,但会造成领投人与跟投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这种入资方式在实践中操作较为复杂,投资环节越复杂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也就越大。在现有的法律规制下,行为人可能打着股权众筹的幌子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行为人虽然开展真实的股权众筹活动,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200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务院办公厅通知》)已经对非公开发行股票进行了明确的限制,非公开发行股票是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数额不超过200人;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其股票的转让,不得采取广告、广播、公告、网络、短信、电话、传真、信函、说明会等公开形式或者变相公开形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严禁任何公司股东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开转让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转让后公司股东累计不得超过200人。目前国内股权众筹对项目人数都有明确的限制,譬如大家投限定在40人以内。但是,互联网股权众筹平台只要以网络形式将融资项目向社会公开宣传,以吸引社会公众参与项目的投资,就已经涉嫌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这正是《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明确禁止的。此外,《证券法》早已明确规定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因此,互联网股权众筹从其诞生之日起,其互联网属性的宣传模式就已经被法律所不许。

擅自发行股票罪是指行为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后果严重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集资司法解释》)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以转让股权等方式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变相发行股票累计超过200人的,应当认定为擅自发行股票罪。股权众筹与原始股的发行极为相似,如果项目发起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累计超过200人的,则极有可能成立擅自发行股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根据《集资司法解释》的规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形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如果项目发起人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并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若项目发起人的行为同时符合擅自发行股票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属于想象竞合犯,应当择一重罪处罚。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项目发起人在一开始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打着股权众筹的幌子来筹集资金的,则成立集资诈骗罪。此外,融资者真实意图不在于以股权回报的方式筹集资金,易言之,发起人本意并非通过投资获益,而是以股权众筹为幌子蒙蔽司法机关旨在为特定的犯罪掩饰其来源和性质的,可能构成洗钱罪。项目发起人在股权众筹的起始阶段属于开展正常的众筹活动,但在众筹发展过程中或项目建设过程中必然涉及诸多利益诱惑或者道德风险,尚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规范股权众筹平台在筹资过程中对已筹集的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在现有法律规制阙如的背景下,项目发起人容易触及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等相关犯罪。

以天使汇和大家投为代表的互联网股权众筹大多采取“领投+跟投”的投资模式,投资者与融资者的资格审核都是由互联网股权众筹平台自身设置标准并完成,这极大地助长了融资过程中合同诈骗的风险。“领投+跟投”模式设置的初衷是让有投资经验的投资人利用自身的经验投资优势项目,跟投入基于对领投人的信任跟随投资,从而降低跟投人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投资风险。一旦融资人和领投人之间存在某种利益关系,双方互相串通共同损害跟投人,跟投人的利益将无法保障。毕竟跟投人人数较多且相对松散很难发现领投人和融资者之间非法协议,投资人承担了繁重的审查义务,易受合同诈骗行为侵害。

三、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刑法规制完善建议

  关于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发展状况目前属于“法律未动、政策先行”的阶段,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的刑法规制大多以行政法律法规作为前置性规范,易言之,涉及到互联网股权众筹的犯罪皆为法定犯。在国务院十部委对互联网股权众筹发展呈现放行趋势的背景下,刑法还对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的发展持高压的态势必然违背金融创新发展趋势。因此,既要健全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规范股权众筹融资主体资格、投资者准入条件和众筹平台的监管义务,将相关政策性规定纳入法治化轨道;又要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对于互联网股权众筹行为要审慎使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擅自发行股票罪。

 (一)完善刑事前置法的规制

法定犯,又称行政犯,是指违反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并由行政法规中的刑事法则所规定的犯罪。涉互联网股权众筹犯罪皆为法定犯,刑法在处理法定犯时势必严格依照作为前置性规范的行政法规,只有行政法的处置难以抑制该行为的危害性时才需动用刑罚手段。完善股权众筹行政法律法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应当明确股权众筹项目融资者的资格与义务。互联网股权众筹应当仅适用于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对于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应当禁止适用互联网股权众筹。开展股权众筹的小微企业应当向投资者如实披露相关信息,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因此,需要建立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是互联网股权众筹中的关键命脉,信息披露的主体包括融资者和众筹平台。在融资者方面,融资者应当向证券业监管机构申报,向投资者和众筹平台提供相关信息,包含融资者的名称、法律身份、住址位置、董事和高管信息、持有20%以上股份股东的姓名、融资者的财务状况、众筹目标金额、截止日期和更新状况、募集股权的价格和定价方法等。信息披露应当贯穿于众筹项目的始终,以融资者和平台主动披露为主,以监管部门审查为辅的模式,要严格追究对信息披露不实者的责任,增加其违法成本,对于融资者及相关人员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情节严重者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其二,应当明确股权众筹平台的资格与义务。互联网股权众筹活动必须在股权众筹平台上进行,如果融资者绕过股权众筹平台,譬如自建平台或者线下交易应当属于未经批准擅自发行,情节严重者,应当构成擅自发行股票罪。股权众筹平台要对项目发起者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查,避免项目失真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众筹平台不得以作为第三方为由推卸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众筹平台可以根据众筹项目的规模要求融资者缴纳一定的保证金作为防范风险的手段之一。互联网股权众筹平台必须是经过合法备案的企业并且应当同时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业行业协会的监管,互联网股权众筹平台应当承担四项基本义务:第一,项目审查义务,对于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项目或者主体不合格的项目,平台不应当准许其上线。第二,信息披露督促义务,众筹平台应当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准确、及时、完备地公布相关信息,如果项目发起人没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应当将其不履行情况予以公示通报,并且中止对其阶段性放款。第三,对投资者的资格负有审查义务,对不同投资额的投资者分档建立档案,分别审查其投资资格。对于投资者的个信息、资产状况等负有保密义务。第四,股权众筹平台应当加强对众筹平台上的资金流的管理,以免形成“资金池”。互联网股权众筹的资金流程和P2P网贷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众筹平台需要管理资金。通常先有投资者将资金注入众筹平台统一开设的账户,待资金达到融资计划数额即融资成功后,由股权众筹平台将资金统一划拨给融资者,在这一资金流转过程中往往容易形成“资金池”,众筹平台容易触及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的风险。一旦众筹平台将资金卷走投资者血本无归,融资者项目难产,严重危及金融秩序的正常发展。为此,应当切断融资资金和众筹平台之间的直接联系,将筹集到的资金直接委托于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银行账户管理。

其三,完善对投资者的资格要求。我国互联网股权众筹与其他互联网金融如第三方支付、P2P网贷、金融搜索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互联网股权众筹由于遭遇合法性危机,在我国发展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立法和金融监管部门应当转变片面金融维稳和打压民间融资的思维,体系性地调整阻碍互联网股权众筹发展的政策法规。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初创期企业推动法案》(简称JOBS法案),允许初创企业网上销售股票,将互联网股权众筹规范化和合法化,促进互联网股权众筹在美国迅速发展也激励了创新性小企业的壮大。相较于股权众筹平台,各国对股权众筹投资者的限制相对较少,关注重心往往在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与投资能力之间的匹配程度,例如美国法律规定若投资者年收入或者净资产低于10万美金,则对股权众筹每年的总投资额不超过2000美金,或者按其年收入或净资产5%计算;若年收入净资产大于10万美元,则投资者对股权众筹的年度总投资额不超过其年收入的10%,且最高额为10万美金。英国仅限制投资者股权众筹的投资总额,不考虑时间问题,英国股权众筹仅对成熟投资者开放。笔者认为,吸收域外经验,股权众筹应当对参与的投资者设置一定门槛,从而阻拦一般的访客,缩小公开宣传的范围。例如,京东金融股权众筹采取的是投资人的申请制,只有申请成为合格的投资人后方可查看融资项目。合格的投资人通常应当根据其年收入水平、理财的状况来确定。每位投资者都应当仔细阅读股权众筹风险提示并完成一定的理财考题,考试通过者方能成为合格的投资者。此外,互联网股权众筹仅限于小微企业项目和小额投资,至于小微企业规模的确定和小额额度的确定需要借鉴域外经验和我国现实经济状况具体规定。时机成熟时,应当修改证券法关于公开发行的限制,不应当对股权众筹的人数有过多的限制,扩大互联网股权众筹的生存空间。

(二)完善刑法规制

行为人在实施股权众筹过程中违反《证券法》、《公司法》等前置法情节严重者,往往触犯擅自发行股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对于法定犯,行为人往往先触犯行政法、经济法等前置性法规,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已经突破前置法的范畴,方可动用刑法。对于涉及互联网股权众筹犯罪前置法与刑法之间连接过于紧密,过渡空间过于狭窄。当行为人的行为突破证券法规定时瞬间即构成犯罪,完善涉互联网股权众筹刑法规制就是要拓宽前置法与刑法之间的过渡空间,避免相关犯罪的过度适用。

第一,应当限制擅自发行股票罪的过度适用。关于擅自发行股票罪的入罪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追诉标准(二)》)规定:(一)发行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二)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擅自发行致使30人以上的投资者购买了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的;(三)不能及时清偿或者清退的;(四)其他严重后果或者严重情节的。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通过互联网募集资金,其募集资金数额必然会显著高于一般融资数额。因此对于通过互联网股权众筹发行股票的入罪标准与一般融资入罪标准一致必然有失均衡。因此,应当提高通过互联网股权众筹构成擅自发行股票罪的入罪门槛。一般融资入罪标准是50万元或致使30人以上购买了股票,对于互联网股权众筹可以提高3-5倍。

第二,应当限制对互联网股权众筹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集资解释》)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罪标准为:(一)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单位实施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为30人以上,单位实施对象在150人以上的;(三)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经济损失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实施给存款人造成损失在50万元以上的。单位实施同一行为的入罪标准是自然人的5倍。对于行为人通过互联网股权众筹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应当提高入罪标准,无论是自然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都应该比一般吸收公众存款行为高3-5倍。

第三,应当限制对互联网股权众筹适用集资诈骗罪。集资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要非常谨慎,尤其对于互联网股权众筹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要格外谨慎。行为人通过互联网股权众筹实施集资诈骗罪要求其在一开始实施众筹时就已经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股权众筹筹集资金时并无非法占有目的,在资金到手后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并将资金卷走,不应当成立集资诈骗罪,应当构成职务侵占罪。此外,对互联网股权众筹非法占有目的的谨慎认定,避免将那些因为经营失败而无法归还投资款的行为认定为集资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的入罪标准为“数额较大”,根据《集资解释》规定,个人集资诈骗数额为1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对于行为人利用互联网股权众筹实施集资诈骗罪的入罪标准可以较一般集资诈骗稍有提高。据此,对于涉及互联网股权众筹的所有犯罪的入罪标准都应当有所提高,拓宽前置法与刑法之间的过渡空间。

来源:法盛金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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