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民法典》多重保理清偿顺位规则法律研究
发布来源: 涓流成海读书会 发布时间:2020-10-17

摘要

《民法典》规定了多重保理清偿顺位规则,但缺乏规则的具体说明。多重保理合同效力在理论上存在准物权行为理论和动产担保理论的不同观点。在比较法上,各国对于应收账款转让公示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合同优先原则、通知优先原则和登记优先原则三种不同的立法例。我国司法实践中多数案例采用合同成立优先和通知到达优先的裁判规则,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作为公示服务,法院并未认可其公示的强制性效力。基于民法体系协调原则,保理合同作为动产担保体系的重要内容,应当坚持登记生效原则。保理合同作为典型的商事合同,应当区分多重保理对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对抗效力,坚持商事外观主义,明确登记和通知的内容。


关键词:保理合同 多重保理 应收账款转让 清偿顺位 登记优先 

一、多重保理合同效力辨析

《民法典·合同编》未对多重债权让与合同的效力作出规定,在保理合同一章中径直规定多重保理的清偿顺位规则。保理合同性质的认定,是判定多重保理清偿顺位规则的前提。

准物权行为理论

根据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债权转让合同为物权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发生债权让与的效果。学者认为债权让与合同一旦成立,让与债权就已经从让与人手中转移到受让人手中。在准物权行为理论下,二次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清偿顺位规则的认定涉及无权处分的效力认定问题。

由于债权的相对性,债权让与没有特定的履行行为。债权人对无形权利处分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也充满争议。善意取得的制度目的是解决实际权利归属和权利表象不一致时的利益归属问题,以第三人善意信赖为前提。“正如学者所言,“物权的公示公信制度是善意取得制度的技术前提、逻辑前提。”债权不受公示原则约束,受让人也无所谓的“信赖利益”。多重保理中,二次受让应收账款债权的保理人不受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获得的清偿也依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第一受让人。准物权行为理论下,成立在先的保理合同有效,此后的保理合同均无效。

动产担保理论

我国《民法典》是否需要设置单独的动产担保权编充满争议,《民法典》颁布后,学者从实质性动产担保体系的角度理解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合同和保理合同中的登记要求。根据《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保理合同的定义,保理合同是债权人以融资为目的,与保理人订立的合同。保理合同生效后,原债权人和债务人仍可变更基础交易合同,因此保理合同在功能上具有的经济担保作用使其成为动产担保交易体系的重要内容。

《民法典》第四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参照适用抵押权清偿顺序规则。根据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保理合同清偿顺位不能当然适用抵押权的规定。在债权融资方面,应收账款质押和应收账款转让更具有相似性。应收账款质押采用登记生效主义,保理合同中的应收账款转让却采用登记对抗主义,由此导致体系的不协调。动产担保理论下,保理合同均有效。

二、多重保理合同清偿顺位立法研究

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催生出保理规则,先后形成了《国际保理公约》、《国际保理通则》、《国际贸易应收账款转让公约》,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01年通过的《国际贸易应收账款转让公约》采取多重保理清偿登记优先、均未登记时订立优先规则。各国和地区在实践中形成了合同优先原则、通知优先原则和登记优先原则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

合同优先原则

《德国民法典》采用债权多次让与的合同优先原则,第四百零八条规定债务人不知情时的规定准用于前取得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二百九十七条规定让与通知对于债务人的对抗效力,但没有规定对于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对抗模式。学者认为债权让与的效力依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确定,债务人向通知在前的受让人清偿时产生免责后果,在先受让人具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合同优先原则受到债权平等性的挑战。债权的相对性决定了债权的平等性特征,合同成立先后对受让人的清偿顺位不因产生区别。罗马法时期,“债即法锁”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债权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不能被转让。随着经济的发展,债的利用成为重要的融资方式,债权的转让限制减少。合同优先原则下,应收账款的转让顺序直接关系到保理人的受偿顺序,但合同成立在先、效力优先规则,不具有公示力。我国保理业务不断发展,多重保理能够发挥中小企业融资功能,合同优先原则使得保理人的权利具有不确定性,不利于争议解决。

通知优先原则

《日本民法典》采用通知优先原则,指名债权出质或转让的对抗性均采用通知主义。《日本民法典》将对债务人通知的效力延及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在债权让与中特别规定应当以附确定日期的证书进行通知。在保理业务的法律监管方面,印度《保理监管法案》采用“通知优先”规则确定多重债权转让权利顺位。

根据英国1823年Dearle v. Hall案确立的规则,对动产享有衡平法上利益的抵押权人或受让人如果将交易通知了该财产在普通法上的所有人,则其因此享有优先权,优先于不知情的、发生在先的、未通知财产之普通法上所有人的抵押权人或受让人。在1925年《财产法》颁布之后,该规则扩展适用于土地、资本金与证券上的衡平法利益。

多重保理合同通知优先原则与债权让与通知生效模式具有密切联系。《法国民法典》规定了受让人通知生效规则,债权让与的生效和对抗都以权利转移通知送达为前提。通知优先原则采用对债务人的通知解决债权让与的涉他效力问题。通知优先原则注重债务人保护,法理基础在于使得债务人成为债权让与的信息中介。在实践中,应收账款债务人对于第三人的查询不负有积极协助义务,债权让与通知到达的时间也不具有公示性。通知优先原则未解决保理人权利不确定的问题,要求采用公正文书进行通知的立法模式增加了交易成本。

登记优先原则

为了适应现代商事实践的需要,《美国统一商法典》寻求简化商业交易方面的法律规则。《美国统一商法典》遵循实质主义立法原则,不论交易形式,在第九编中规定了美国主要的担保法律制度。第九编对应收账款进行了统一规定,债权重复转让中登记在先的受让人取得债权。美国动产担保统一立法模式影响了很多国家的立法,在法律修订中不同程度讨论动产担保登记的必要性。

登记优先原则能够解决多重保理中的公示问题,在后的保理人可以通过登记查询应收账款转让状态,基于充分信息作出商业决策。登记优先原则的争议性在于债权转让的登记可能性。随着债权从封闭到利用,债权转让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债权具有相对性,因此登记的公示效力与债权的本质协调性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我国债权让与的规范模式和债权质押的规范模式并不相同,债权让与合同是处分行为,债权质押合同只是负担行为,二者在权利的处分层面截然不同,债权让与难以准用登记生效与对抗规则。应收账款具有出质和转让两种融资形式,在登记能力方面不存在问题,且应收账款转让具有涉他效力,多重保理合同中登记是有效的公示手段。

三、多重保理合同清偿顺位司法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关于保理的立法层级较低,法院对于多重保理合同的清偿顺位形成了不同的判决,在相同判决情形下的说理也不尽相同。经过检索,涉及保理合同清偿顺序的民事案件共有555条搜索结果。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法院对于保理合同没有统一的案由。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要求区分保理合同和借款合同,可以将保理合同纳入“其他合同纠纷”中。因此关于多重保理清偿顺序的案例检索不能完全穷尽,司法实践中多重债权转让清偿的顺序主要分为合同成立优先和通知到达优先两种模式。

合同成立优先

王根旺与宋君、北京鑫畅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汉科金源公司将其对鑫畅路桥公司的债权分别转让给宋君和王根旺。法院认为债权转让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形成合意时即生效,债权双重让与的法律后果应当按照“先来后到”的规则确认,二次转让的债权不能发生债权让与的效果,债务人不知情的给付行为产生清偿效力。彭桢、遂宁市茂园建材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债权转让”的本质是不改变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下,合同权利方将其依据合同享有的债权通过协议转让给第三人。二次转让中债权已经不存在,原债权人无权处分的行为不能产生债权让与的效果。

法官关于合同成立优先裁判规则的论述以“无权处分”为出发点,在后的债权转让行为缺乏标的而产生法律不能的后果,多重债权清偿顺位取决于法院查明的合同成立时间。为了保护债务人利益,法院普遍认为债务人不知情时的清偿行为具有免责效力。实践中保理人为了充分规避风险,会采取保理与质押混合的担保方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与李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工行石景山支行与银丛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主张对已质押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法院认为银丛公司已将应收账款转让与工行石景山支行,工行石景山支行对应收账款享有所有权,再次设立质权的行为无效,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由于缺乏统一的公示制度,产生了权利重复担保的情形。

通知到达优先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行宫支行与邓自强、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恒基混凝土公司将其对南通建工集团的债权质押给邓自强后,又与建行大行宫支行签订保理合同。2013年1月7日恒基混凝土公司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邮寄给南通建工集团,邓自强于2013年2月1日将债权转让通知进行邮寄。一审法院认为恒基混凝土公司的债权重复处分行为无效,建行大行宫支行受让应收账款债权时负有审查和核实义务。二审法院则认为债权重复转让行为均有效,应当按照债权让与通知到达的先后顺序确定清偿顺序。保理合同纠纷中,债权转让通知作为对抗要件,最高院审理中也认为“合同法规定债务人依据债权转让通知确定债权的归属,已经妥善保护了债务人的善意信赖和交易安定,因此债权人是否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无涉债务人的利益。”暗保理业务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通知到达优先规则下多重保理合同均有效,但以通知的先后顺序确定清偿顺序。在通知优先规则下,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与通知的对抗效力存在冲突。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与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上海XX有限公司、施某、杨WW、杨YY合同纠纷案中,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与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纺织品有限公司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上海市青浦支行并办理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法院认为应收账款转让中当事人未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因此在有追索权保理中由让与人履行保理融资的清偿义务。

司法裁判中采用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优先的案例较少。在法院认为通知作为债权转让生效要件的案例中,央行登记系统对应收账款转让的登记提供“公示服务”,不进行实质审查,因此法院认为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不能免除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定义务,不发生类似债权质押式的强制性排他性对抗效力。《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规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保理业务中的应收账款转让提供权利公示服务,声明登记制下登记成为当事人的自由协商事项,不能免除债权人法定的通知义务。监管部门对于银行保理业务的规范中,要求银行履行审查与核实义务[3],由此保理合同中的登记效力更加错综复杂。

四、多重保理合同清偿顺位完善路径

多重保理合同清偿顺位的理论基础和司法裁判均存在争议,比较法上也形成了不同的立法模式。我国《民法典》关于多重保理清偿顺位规则需要从民法典体系协调、商事外观主义和民事程序效益方面予以完善。

贯彻民法体系协调原则

《德国民法典》以概念法学为基础、高度抽象化的立法技术不断遭受质疑,学者主张融贯民法典外在体系和内在体系的编纂技术,将民法典的价值观念在规范中表达出来。我国《民法典》采用内在体系外显化的方式,在总则部分规定了基本原则。保理合同本质是金融领域的债权转让合同,但《民法典》缺乏多重债权转让的一般规定。我国《民法典》以物债二分为财产法的立法基础,保理合同规定在合同编中。从体系性来看,保理合同规制的重点在于生效要件和对抗要件的明晰。有学者认为,债权让与采用意思主义标准,合同生效主体即发生变更。通过对《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让与通知是对抗债务人和债务人以外第三人的要件,采取“通知在先,权利在先”原则。

应收账款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融资功能,我国《民法典》却形成了应收账款质押和转让二元化的生效体系。应收账款质权自登记时设立,保理合同中的登记仅具有对抗债务人以外第三人的效力。从逻辑层面分析,完全让与的权利变动要件应当严于担保性债权的让与,因此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对抗效力与质押生效规则冲突。从保理合同实质上的融资担保功能来看,保理合同属于动产担保体系的范畴。我国《民法典》没有形成财产法总则,但应收账款转让具有涉他效力,如学者所言“公示原则适用于一切财产权的转让与设定负担,属于真正的财产法总则的原则。”登记具有最强的公示效力,保理合同采用登记生效规则既与多重保理清偿顺序规则相协调,也能实现应收账款融资体系的规范一致性,促进保理业务的发展。

坚持商事外观主义原则

我国《民法典》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但合同编典型规则的设计应当注意区分民商事合同的规范,在纯粹商事合同中采用形式主义。保理合同是典型的双方商行为,保理人有资格准入限制,标的是应收账款。现行多重保理合同的规范设计存在商法化不足的特点,特别是将传统的债权转让通知规则对抗效力扩展至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多重保理合同均未登记时,通知优先原则要求第三人履行实质上的核查义务,保理人和债务人串通更改通知时间的问题也使得通知优先原则的公信力减弱。

多重保理合同的清偿顺序规则应当坚持商事外观原则,以第三人合理信赖的权利外观作为保理合同争议中的权利归属。在均未登记的情况下,以债权转让通知到达的时间确定清偿顺序性,不能保护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债权转让通知仅具有对抗债务人的效力,第三人无从知晓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内容。根据债权转让的一般法理,债权转让不得增加债务人的负担,增加的成本由债权人承担。多重保理中债务人没有充当信息媒介的义务,对第三人的查询的无回复义务。债权人和保理人不履行通知义务不影响保理合同生效,因此暗保理业务在实践中国不断发展。债权人需要融资而不愿告知债务人对应收账款的处分时,可以通过签订暗保理合同继续控制收款账户,但期限届满后交由保理人。通知优先原则不符合商事外观主义,具有不确定性且增加了第三人的风险。

细化民事程序效益原则

《民法典》关于多重保理清偿顺序的规定缺乏配套程序考量。我国动产担保登记以标的物的归属管理机关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动产融资的规定中明确征信中心为应收账款转让提供公示服务。由于保理合同中的登记并非强制性规定,法院判决中也不认可登记的优先效力,使得登记的公示功能丧失。根据2019年修订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征信中心实行电子化登记,登记内容包括权利人基本信息、标的描述和登记期限,当事人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应当参照质押登记的规定,实行声明登记制。当事人不需要提交基础合同,登记机构对登记内容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保理合同登记生效规则无碍于当事人的商业秘密,维持最少的登记信息以降低成本。

保理合同登记生效与对抗规则不能代替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义务。作为典型的商事合同,保理人负有对应收账款的核查义务。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债务人对应收账款转让情况没有查询义务,转让通知是对抗债务人的法定形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保理人举证债务人已知晓债权转让但未受到通知的情形,仍判定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我国《民法典》扩展了可以发出债权转让通知的主体,明确保理人发出通知时的表明身份义务。明确受让人可以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事实上起到保理人对基础交易再次核查的作用。《民法典》规定的“必要凭证”在解释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本质上应当证明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事实并表明其保理商身份。在比较法上,保理人的起诉行为也构成有效的债权转让通知,在诉讼材料送达债务人时生效。

五、结论

我国《民法典》将保理合同规定为典型合同具有积极意义,使得中小企业保理融资的规范层级提高,有利于司法裁判的统一。在市场经济发展下,余额担保理念被突破,多重保理现象也不断增多。多重保理合同的效力辨析是多重保理清偿顺位规则的研究起点,准物权行为理论下合同成立在先权利优先,动产担保理论下保理合同均有效。在比较法上,各国和地区在形成了合同优先原则、通知优先原则和登记优先原则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不同立法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应收账款转让公示手段的差异。我国司法实践中多重保理合同清偿顺位规则主要分为合同成立优先和通知到达优先两种模式。在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作为服务手段的情况下,法院并不认可登记的最强公示效力。从民法的体系协调、商事外观主义和民事程序效益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法典》中保理合同清偿顺位规则需要完善保理合同登记生效规则,区分登记和通知的不同效力,在程序机制方面完善登记和通知的内容,使得保理合同规范更加完善。

参 考 文 献

[1]李建伟.我国民法典合同法编分则的重大立法问题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7(07):14-24.

[2]晏夏.论三角关系中让与债权不存在的不当得利返还[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S1):49-53.

[3]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4]高圣平.统一动产融资登记公示制度的建构[J].环球法律评论,2017,39(06):66-83.

[5]陈卫佐.德国民法典(第4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6]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潘运华.债权二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J].法学家,2018(05):120-130+195.

[8]方新军.融贯民法典外在体系和内在体系的编纂技术[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25(02):22-42.

[9]王屹东.同一债权双重让与不适用善意取得[J].人民司法,2009(10):17-20.

[10]申建平.债权双重让与优先权论[J].比较法研究,2007(03):60-67.

[11]虞政平,陈辛迪.商事债权融资对债权让与通知制度的冲击[J].政法论丛,2019(03):84-95.

[12]李宇.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J].法学研究,2012,34(06):98-118.


注:本文系本站转载,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 本站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相关推送

《民法典》及《九民纪要》对保理公司法律风险控制的影响

第一部分:民法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20年5月28日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在第三编第二分编下直接增加了含有九条规定的保理合同章节。本文拟在对新的法律条文做出简评后提出针对公司的情况提出建议。《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规定,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1

张谨星律师解读《民法典》保理相关条款对行业的重要影响与法律风险解析

7月23日,广东省商业保理协会、广州市商业保理行业协会、深圳市商业保理协会联合广东金融学院保理与供应链金融产业学院成功举办了2020年第四期名家讲坛——《民法典》保理相关条款对保理行业的重要影响与法律风险解析。协会副会长傅鸫以及安鑫达保理、TCL保理、广花保理、天翼保理、宝凯道融保理、博远鼎晟保理、恒和信保理、晋建保理、盟大保理、银祺保理等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等各地保理企业代表参加了活

《保理法律研究》11月刊

《保理法律研究》2019年11月刊已经完成,本刊由盈科保理法律专委会创刊,分精选原创、团队动态、行业关注、典型案例和团队介绍五大板块。盈科全国保理法律专委会的设立旨在梳理归纳保理行业各项政策法规、最新动态、培训资料;进行理论研究、产品研发及品牌宣传,发展保理资产证券化业务、保理与互联网金融结合的再融资业务等,带动盈科与保理相关各专委会的业务发展;定期开展内部学术、业务交流,与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合作

 

《保理法律研究》2月刊

《保理法律研究》2020年2月刊已经完成,本刊由盈科保理法律专委会创刊,分精选原创、团队动态、行业关注、典型案例和团队介绍五大板块。盈科保理法律专委会的设立旨在梳理归纳保理行业各项政策法规、最新动态、培训资料;进行理论研究、产品研发及品牌宣传,发展保理资产证券化业务、保理与互联网金融结合的再融资业务等,带动盈科与保理相关各专委会的业务发展;定期开展内部学术、业务交流,与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合作,形成

民法典对商业保理业务的影响

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时刻。本次民法典将保理合同作为有名合同纳入到合同编中,大大规范了保理业务的审判依据,进一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盈科所全球合伙人、盈科全国保理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林思明律师自2003年起研究保理法律问题,在商业保理法律风险管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其所带领的盈科保理律师团队为全国20

《民法典》新晋有名合同之保理合同规则解读

一前景提要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保理合同作为全新增订的合同类型出现在第三编第二分编典型合同编。在《民法典》之前我国并无具体法律对保理业务作出相应的规定,保理合同的内容与具体模式鲜有人知。保理业务涉及多方主体,多重法律关系,实务中对保理合同的性质认定存有争议,保理合同与基础合同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司法实践中涉及保理合同的纠纷往往以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