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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实务研究】保理合同纠纷疑难问题研究
发布来源: 北京审判 发布时间:2020-11-26



      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债权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以应收账款为核心,是债权实现流转的重要方式,能够一定程度为缺乏其他资产的中小型生产类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实现普惠金融的价值目标。故保理业务在国内融资行业中虽然起步晚,仍然能够取得一席之地。随着保理业务的发展,涉保理合同的相关纠纷亦逐渐显现,为法律适用带来新的挑战。

由于法律的发展相较于保理业务的创新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民法典》2021年正式施行前,因保理合同并非有名合同,对涉保理合同纠纷并无可以援引的特别法律规定,而相关规章则以行业管理为导向,侧重于行业的规范性约束。面对保理行业涌入司法的新问题,各地司法实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民法典》正式施行后,保理合同将作为一类典型有名合同予以规范,但是《民法典》中保理合同一章仅有9条规定,相关规范仍然以概括性为主,缺乏司法适用实操性指引,故有必要对涉保理合同纠纷进行调研,为后续保理合同纠纷作为一类典型合同处理形成统一的裁判尺度提供基础支持,为保理业务和行业的良性发展提供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裁判规则。

一、涉保理合同纠纷制度运行考察

(一)保理行业发展梳理

以保理商的类型为区分标准,保理分为银行保理和商业保理。在国内,银行的国际保理业务起步于1987年,但直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银行业才开始重视并逐步推进保理业务的开展。而在商业保理领域,其发展更晚于银行保理,在不断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才孕育成型。国务院于2009年10月同意天津滨海新区综合改革方案,准许在滨海新区设立商业保理公司;并于2012年6月,由商务部下发《关于商业保理时点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后,在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重庆两江新区以及浙江、北京等地陆续开展商业保理试点。[1]北京市则于2013年12月17日在石景山区成立第一家商业保理公司——北京农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2]后随着保理业务不断发展,保理公司规模逐步壮大。

从企业发展规模来看,自2012年至2019年底七年多间,商业保理公司及分公司从无发展至遍布全国的11 541家。从业务发展规模看,据测算,2019年全年商业保理业务量已达到1.38万亿元,较2018年增长了15%。[3]但是从区域发展来看,保理业务在各地发展并不平衡,作为试点较先的广东、天津所占规模较大,[4]而北京等其他地区相对而言业务规模较小。

从监管部门来看,保理业务经历了从分头监管至统一监管的过程。在发展初期,银行保理业务系由原银监会监管,银监会于2014年4月出台了《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化了商业银行保理业务;商业保理公司最初由商务部负责主管,商务部并未出台涉保理业务的部门规章,只是出台了相关试点文件,故相关业务主要参照《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自2018年4月20日起,商务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等文件要求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将商务部业务经营和监管规则职责划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5]自此,银行保理和商业保理统归银保监会管理。从管理的规范化角度看,商业保理归属银保监会管理后,行业监管趋严,银保监会办公厅于2019年10月18日下发《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设置一系列核心指标,对保理商受让同一债务人应收账款的比例、受让债务人关联企业应收账款的比例、风险准备金的计提比例等提出硬性指标,加强监督管理,可以预期,未来保理业务的发展会逐渐向主业化、规范化、专业化等方向发展。

(二)涉保理合同纠纷审理规范梳理

随着保理业务的逐渐规模化,涉及保理合同的纠纷也逐渐显现。由于涉及保理合同的纠纷是较新型的纠纷,主要是由于债权人运用应收账款进行融资产生的纠纷,且一般涉及保理合同项下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基础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两份合同、三方当事人,故对于涉及保理合同纠纷的处理从案由、管辖、主体至实体权利义务的处理都有一个渐进的认知成熟过程,对其定位经历了从隶属借款合同纠纷或无名合同纠纷,到共识定位为无名合同纠纷,并逐渐显名化的过程。目前,涉保理合同纠纷在《民法典》中单独作为一类有名合同进行设置,在民法典施行后将作为一类有名合同专门规范。

从司法裁判的角度看,在涉保理合同纠纷作为无名合同认知的现阶段,涉保理合同纠纷审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即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参照与涉保理合同纠纷相关最相类似的规定,在具体适用层面有待裁判者识别并具体适用与之最相类似的规定。

为解决在裁判尺度认识上的统一问题,自2014年涉保理合同纠纷逐渐显现起,各级法院就开始加强调研,并尝试通过内部讲话、会议纪要等方式予以统一。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杨临萍在2015年12月作《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讲话时,专门对保理合同问题提出意见,天津、深圳前海等试点保理业务成果较丰富、涉保理合同纠纷较多的区域亦逐步探索建立相关规则,比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先后于2014年10月、2015年7月出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一)》(以下简称天津会议纪要(一))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二)》(以下简称天津会议纪要(二));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出台了《关于审理前海蛇口自贸区内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深圳前海规则)。在北京,2015年4月,时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王明达副院长在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当前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时亦对涉保理的合同纠纷提出意见。相关认识求同存异。而《民法典》亦并未对全部问题予以明确。具体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述文件和讲话在涉保理合同纠纷的案由方面基本达成一致,但是对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规定呈现完全相反的思路:一是关于保理商是否能够同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的问题,按照天津会议纪要(一)(二)和深圳前海规则的思路,是允许保理商一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北京高院的相关讲话精神则不允许一并起诉;而《民法典》并未对此明确规定,从其表述看,其采用的是保理商“可以……也可以……”的表述,可以做出以上两种解读,有待进一步明确;二是在允许保理商一并起诉时,对于管辖的确定的问题,按照天津会议纪要(一)(二)的思路,除非保理商、债权人和债务人三方另有约定,否则按照基础合同确定管辖;而深圳前海规则则明确规定,由保理合同确定管辖。而《民法典》并未对此明确规定,但是按照第七百六十九条“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编第六章债权转让的有关规定”的思路,可以解读为没有三方约定的,按照基础合同确定管辖。

此外,从内容上看,上述文件和讲话仍然是一个较概括式的规定,对于涉保理合同纠纷中,法院对于基础合同的事实查明的审查程度未予涉及、对于虚构基础合同的保理合同效力、性质方面的认识还有深化的空间。

(三)北京市涉保理合同纠纷审理现状概况

从前述部分论述可知,由于目前法律、司法解释缺乏对涉保理合同纠纷的明确规定,相关文件和讲话涉及面不广、效力层级不够高,即使《民法典》实际施行后,具体问题仍有研究的必要性,涉保理合同纠纷规则的运行可以从生效的裁判文书中搜寻,故课题组以“保理合同”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2013年至2019年[6]的北京市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经人工筛选剔除无关案例共搜集到193份裁判文书样本[7],其中168份为判决书,25份为裁定书(其中17份为管辖异议裁定书)。具体分析如下:

  

1.样本文书裁判时间反映涉保理合同纠纷逐渐显现。从裁判时间可以看出,涉保理合同纠纷的产生稍滞后于保理业务的发展,涉保理合同纠纷在2013-2015年期间在低位徘徊,随后在2016-2019年逐渐显现,这一规律与保理业务的增长规模基本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可预期的未来,随着保理行业的发展和业务规模的扩张,该类型纠纷还将逐渐增多。

2.样本文书案由选择反映涉保理合同纠纷性质认识逐渐统一。从案由认识趋势看,在初期,由于对保理业务了解有限,最初涉保理合同纠纷是按照借款合同纠纷进行处理,随着法院对保理业务认识的深入,涉保理合同纠纷的案由逐步统一为合同纠纷,作为无名合同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则进行处理。

3.被告主体地位反映涉保理合同纠纷的诉讼构造认识逐步转变。对于保理商作为原告起诉的案件,部分法院对保理合同的诉讼构造认识曾经有过变化,认为在没有约定连带责任的情况下,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债权人的保理合同关系和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基础合同关系属于两种独立的法律关系,保理商要求处于两种不同且独立的法律关系之下的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属于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混淆,并对当事人的请求进行释明,在释明后原告仍然坚持的,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8],随着认识的深入,对于保理商作为原告同时起诉要求债权人和债务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基本已经统一为允许保理商同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

4.管辖裁定反映对保理商同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涉保理合同纠纷管辖确定认识不统一。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相关规定相同,目前对于涉保理合同纠纷的管辖还未形成真正统一的认识。特别是在没有三方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保理商同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时,在债务人提起管辖异议时,两种管辖处理均存在。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涉保理合同的纠纷涉及复合型的法律关系,对于其管辖的处理存在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涉保理合同纠纷是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应当按照债权转让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故涉保理合同纠纷中,债权转让后依然应当受到基础合同的管辖的约束,按照基础合同处理管辖问题。[9]这一认识与天津会议纪要(一)的思路一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理业务是以债权转让为基础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方式,债权转让是《保理合同》的基础。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基于基础合同形成的应收账款基础债权,构成完整的《保理合同》业务的组成部分,是保理商保理业务展开的基础,故保理商有权依据《保理合同》相关条款确定管辖权并主张合同项下的权利。[10]这种思路与深圳前海规则思路相同。

5.保理类型及基础合同债权情况反映保理业务存在重融资轻基础合同审查的情况。保理类型有不同分类标准,按照保理商无法收回应收账款时能否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保理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按照是否将应收账款转让事实向债务人披露划分为明保理和暗保理。[11]

在168件样本判决中,仅有13件样本保理业务类型属于无追索权的保理,且在剩余155件有追索权的保理中,有55件属于暗保理,即保理商和债权人在债权转让时并不通知债务人,仍然以债权人的名义追偿债权,该占比达35%。

对于保理商作为原告的案件中,118件判决保理商仅起诉债权人,7件判决保理商仅起诉债务人,37件判决保理商同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2件判决保理商同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后,经法院释明仅选择起诉债权人;4件判决保理商同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后,经鉴定证实基础合同不存在后债权人决定撤回对债务人的起诉。

而在100件明示的有追索权的涉保理合同纠纷判决样本中,法院经审理查明,共有40件案件不存在基础合同,占比达40%,而且相当比例的案件在保理合同签订时根本不存在形式上的基础合同,即保理合同中并未指向任何基础合同或者债务人,更不存在相应的应收账款转让手续,这充分反映部分保理商在开展业务时更看重债权人的还款信用,忽视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而且在审核基础合同过程中存在审核不严或者放纵不审核的情况。

6.被告未到庭情况比例高给法院审查基础事实带来较大难度。在168个判决样本中,有86个判决被告均未到庭,占比达51%。由于涉保理合同纠纷涉及保理合同和基础合同,被告均未到庭致使法院仅能依赖原告提供证据予以确认相关事实,对于查清是否存在基础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具体还款情况等均带来更高的审理难度。该种情况下,二审或者再审中被告出现并再行提出关于基础合同不存在需要对相关签署文件进行印章或者笔迹鉴定或者有其他还款等的抗辩时,判决被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概率极高。

7.在保理商仅起诉债权人时,法院是否审查基础合同以及审查基础合同的程度不明确。在样本文书中,在保理商仅起诉债权人时,由于保理合同的类型、被告是否抗辩等原因的不同,部分案件并未在事实上具体查明是否存在基础合同。特别是对于有追索权的暗保理,保理合同项下涉及的基础合同可能多达数笔或者数十笔债权,在被告未到庭或者到庭但未对基础合同是否存在进行抗辩时,由于现有规定并不要求对基础合同的存在作出查明或者查明程度的要求,故法院一般采取的是概括查明的方式。而在有追索权的明保理中,若保理商仅起诉债权人,法院一般仅对基础合同进行形式审查。

8.基础合同不存在情况下,法院认定保理合同性质不统一。在查明不存在基础合同的基础上,由于不具备合同无效的要件,法院基本都会认定合同是有效的。但是对于合同的性质,有的案件认为基础合同不存在,保理关系的核心不具备,故认定案件性质为民间借贷纠纷或者借款合同纠纷,并按照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约定的融资利息、保理服务费等进行调整。[12]有的案件则仍然认定合同性质为保理合同,但是对于具体处理并不相同,有的认为保理合同虽然有效,但是由于不存在基础合同,故保理商不能再请求债权人承担回购责任,亦不能请求债务人承担偿还应收账款的义务,应当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向保理商承担赔偿责任,在保理商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直接判决驳回保理商的诉讼请求;[13]有的判决在认定保理合同有效情况下,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处理后续的融资利息和违约金等。[14]这一性质的认定差异对于保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融资管理费等是否调整以及具体调整标准会有影响。

9.在保理商同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时,判决主文的表述方式有待统一。在样本判决中,法院支持保理商同时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主张权利时,主文主要存在以下四种表述方式:

在上述四种表述方式中,除了文本表述差异外,实质上存在两点不同:一是债权人同样承担回购责任,但是具体的履行时点不同,一种是立即进行回购,意味着保理商可以直接要求债权人履行,在债权人不履行时对其申请强制执行;另一种是对于未履行部分才予以回购,意味着保理商必须在对债务人执行不能的情况下才能对债权人予以执行;二是债权人承担回购责任或者付款责任后,应收账款债权是否回转不同;以(2019)京0105民初2942号判决为例,其是明确表明在债权人承担回购责任后,保理商对债务人的权利回转给债权人;但是在其他判决中,有的只是写明回购责任或者付款责任,对后续处理未予明示。

10.部分法院调整涉保理合同纠纷违约金时倾向调整为以年利率24%为上限。在债权人抗辩保理合同约定的逾期管理费、滞纳金、违约金过高时,部分法院会合并计算,并以年利率24%作为限制上限。这种做法实际是认为保理合同的融资要以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予以规范。

二、保理合同理论分析

上述涉保理合同纠纷的现状凸显了目前涉保理合同纠纷审理的难点,这些难点的解决有赖于系统性了解保理业务的构造,从制度价值、理论认识等方面入手准确、全面认知保理合同及保理业务,并在此基础上体系化相关规则,为涉保理合同纠纷的审理提供一个可供遵循的裁判规则。

(一)保理合同的经济价值

合同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无论是在现阶段作为无名合同还是在《民法典》中作为有名合同出现,保理合同在商业社会中都有其独特的配置资源、创造经济效益的价值。保理业务的核心内容是出售债权以获取融资。[15]保理合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上为应收账款这一资产提供了经济价值再发挥的可能。对于赊销型企业而言,保理的业务模式提供了一种快速回转资金、优化企业资产结构的重要方式。对于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而言,其也可以通过反向保理的方式为购入相关原材料、设备等找到融资渠道。

从保理的业务模式看,其是以应收账款债权为核心开展的一系列包括催收管理、融资等在内的业务,其经济价值主要依赖于应收账款债权的可变现性。按照保理的类型划分,无追索权的保理完全依赖于应收账款债务人的信用价值;有追索权的保理由于在应收账款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或者出现合同约定的情形,保理商有权要求应收账款债权人予以回购或者向应收账款债权人进行追索,故其综合了债权人的信用价值和债务人的信用价值。而按照保理是否告知应收账款债务人分类,暗保理由于并非在第一时间通知债务人,是否通知债务人以及何时通知债务人的权利由保理商掌握,对应的应收债款存在被债权人另行处置的风险,故保理商对债务人信用价值的可控制性更弱。

从经济价值的角度看,保理业务方式相较于其他融资模式更能直接充分发挥应收账款的价值,亦有灵活性的空间。与应收账款质押相比,保理更能凸显应收账款的独立价值,应收账款质押一般是作为借款的担保方式之一,配套的还会有实物抵押等其他担保措施,很少能够单独通过应收账款质押直接融通资金;而保理则提供了一种允许企业直接以应收账款的单独价值融通资金的渠道,从实践中看,保理合同在签订过程中一般不会再另行配套与物相关的担保合同,故在中小企业运营良好,但是现金流不足且未能提供其他物权担保时,保理为企业获取资产流动性提供了可能。此外,保理的另一大优势在于保理合同项下可以同时集合多笔应收账款债权,形成一个应收账款资产包,这样企业通过一个保理合同可以实现多笔债权的资产变现,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资金流。

但是也不可否认,应收账款债权作为一种单独的财产,由于依赖于债务人的信用价值,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即存在贬值或者成为坏账的可能性。故在实践中,保理业务的主要形式是以有追索权的保理出现,并伴随着保证等其他商业安排,这一商业安排给了保理商更优的权利保障,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道德风险,即由于认为存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双重、甚至是其他保证人的多重信用保障,忽视了对基础合同真实性的事前核查,导致以应收账款为核心的保理演变成应收账款空壳化的纯企业信用借贷。

(二)保理合同的模式定位

保理合同作为当事人以应收账款实现资源配置的手段,约定由保理商向应收账款债权人提供一定的融资,故保理合同与借款合同、债权转让合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保理合同虽然是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但是由于牵涉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基础合同,某种程度呈现出保理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三角关系,与融资租赁合同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故有必要将其与该三类合同进行对比,从而找寻保理合同的合理定位。

1.与借款合同的区别。与借款合同相同,应收账款债权人在保理合同签订后,一般能够获取保理商提供的融资资金,但是与借款合同相比,保理合同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是还款来源不同。借款合同以借款人的全部责任财产为还款来源;而在保理合同中,一般以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全部责任财产为还款来源;即使是在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中,除非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否则第一还款来源仍然是应收账款债务人。二是出资方提供的服务不同。在借款合同中,出借资金一方的主要义务就是提供资金,资金交付后,出借资金一方的主要义务即履行完毕;而在保理业务中,除了提供资金外,保理商一般还会提供账户管理、催收款项等相关服务,保理商仍然要履行其相应的合同义务。

2.与债权转让合同的区别。一般而言,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与一般的债权转让合同相同。但是与目前市场上普遍采用的有追索权的保理相比较,保理合同的安排与债权转让合同不同。一方面在保理合同项下,如果正常履行,保理商在收到应收账款债务人支付的款项后,应与应收账款债权人进行结算,扣除融资成本外,剩余的款项归债权人所有;另一方面保理商并非应收账款坏账风险的真正承担方,一旦应收账款债务人到期未清偿债务,保理商还可以要求债权人予以回购,从而实现资金的回转,保理商得到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双重保障。此外,保理还有暗保理的类型,暗保理中保理商不会在债权转让时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在催收款项时亦是以债权人的名义,此时与债权转让合同不完全相似。

3.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比较。与融资租赁合同相类似,保理合同亦是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两者的相似性在于融资租赁合同以合法的融资租赁物为基础,需要具备融物的属性;而保理合同以合法的应收账款为基础,需要具备基础债权这一要件。与有追索权的保理相比较,在融资回款上,出租人在以承租人的信用资产为依赖的基础上,融资租赁物亦提供了一定的增信功能,融资租赁合同一般约定有保留所有权条款,即在承租人支付完毕租金前,出租人保有租赁物;而在保理合同中,保理商在以债务人的信用资产为依赖的基础上,债权人本身也成为了还款来源的担保。但两者仍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从业务的启动模式看,融资租赁合同主要是为买方提供融资的一种方式;而保理合同除了反向保理模式外,主要是为卖方提供账户分户管理与资金融通的业务,即使是反向保理,虽然在形式上是应收账款债务人出面向保理商发起保理交易,但实际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合同叙作保理的仍然是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因此并未对保理的基本属性有任何的改变。[16]二是从还款来源看,出租人获取租金的来源仅限于承租人,而有追索权的保理则拥有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债务人作为还款来源的双重保障。

(三)作为一种非典型担保的融资合同

从保理合同与借款合同、债权转让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保理合同并不能直接归入现有的有名合同,有其独特的权利义务设置,这也是《民法典》将其独立有名化的原因。对于其权利义务的理解和司法定性,要符合其内核,避免陷入等同于上述合同性质的认识。

从保理的发展历史看,保理业务的法律性质经历了一个自委托代理至债权转让再至债权转让与债权担保并行的演变过程。[17]在目前的国内实践中,其以应收账款转让为核心实现资金融通,主要亦存在债权转让与债权担保两种并行的形式,并以债权担保类型的有追索权保理为主。对于有追索权的保理而言,其作为一种非典型的担保不仅与质押、抵押等典型担保有所差别,与非典型的让与担保亦存在不同,在让与担保中,若以应收账款进行让与担保,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受让人有权请求参照法律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优先偿还其债权,其等同于权利质押,此时应收账款的债权人仍然是该笔债务的第一责任人,而保理则以应收账款债务人为第一责任人。可以说,有追索权的保理中的债权人可以视为是对买方债务的信用担保人[18],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是一种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形式,实现应收账款债务人为保理融资中第一还款来源,应收账款债权人为最终坏账风险承担者的权利义务配置合同。

三、涉保理合同纠纷难点问题具体分析

对保理合同进行理论分析是为了在现有的业务体系和司法评价体系中找到保理合同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对涉保理合同纠纷的处理,课题组认为,在理清保理合同的经济价值的基础上,将保理合同定性为一种非典型的担保融资合同,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形成对涉保理合同纠纷的体系性处理规则。

(一)涉保理合同纠纷的处理思路

司法对于纠纷的处理必须遵循法律,按照一定裁判方法准确识别事实、适用法律。法律相对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法律本身亦具有包容性,按照法律解释的方法可以为变化万千的新鲜实践产生的纠纷提供定纷止争的路径。同样,对于新兴且仍在发展中的涉保理合同纠纷,司法也要遵循现有的法律规定,在体系化的法律框架下寻求与法律认识相统一的裁判进路。

在现阶段,正如上述实证调研和理论分析,保理合同并非一种有名合同,在合同的处理上要严格遵循无名合同的规则,以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为基础划分权利义务,同时对于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内容,遵循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参照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在《民法典》正式施行后,涉保理合同纠纷则应当首先遵循《民法典》关于保理合同的相关规定。

在寻求最相类似的规定时,正如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保理合同作为一种非典型担保的融资合同,与借款合同、债权转让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均有其相似之处,在面对不同类型的保理合同中,可以选择与之类似的规则进行填补,但是由于保理合同有其独特之处,亦不能完全等同视之。同时,由于保理合同纠纷即将作为典型有名合同,故在具体适用规则时,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与显名后的规则相适应。

(二)涉保理合同纠纷的处理原则

1.尊重契约自由。尊重契约自由是民商事审判工作要坚持的一大原则[19],保理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类型,对于其审理亦必须以此为基础进行把握。当事人在约定保理合同时,会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设置不同的交易安排,对此司法应当予以充分尊重。比如对于暗保理的约定,此时债务人可能自始至终不知道保理商的存在,如果直接否定保理合同,而定性为借款合同,有可能违背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又如对于保理合同的效力问题,尊重契约自由意味着要严格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则认定合同效力,尽可能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同时,按照最新的司法理念要求,民商事司法审判也需要辩证理解契约自由原则,要辩证认识契约自由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不能以尊重契约自由为由,对多层嵌套、通道业务甚至违法违规行为视而不见。[20]对于保理合同纠纷而言,对于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以虚假的保理合同意思表示掩盖其真实目的的,法院亦应当依法予以否定性评价。

2.保障金融秩序。保理是中小企业获取融资的重要渠道,同时保理因为仅以应收账款为核心,应收账款在法律上看就是债权,造假的风险较大。如果保理商在开展保理业务时,放弃对真实基础交易的要求,放任融资人以虚假债权进行融资,则保理商的资金存在脱实向虚的风险,有可能沦为资金通道。从行政管理上看,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亦禁止保理商基于不合法基础交易合同、寄售合同、权属不清的应收账款、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等开展保理融资业务。在涉保理合同纠纷的审理上,法院也应当尊重监管的要求,以司法个案裁判为行业规范提供行为指引。

(三)涉保理合同纠纷的具体处理建议

1.管辖。正如前述调研可知,对于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债务人之间引发的争议,司法实践认识统一,均认为应当遵循债权转让的规则,由基础合同约束管辖。但是对于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引发的与应收账款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争议,在司法实践上并不统一。

一种观点认为从各方利益平衡角度考虑,可以按照基础法律关系确定管辖法院。[21]。理由是保理合同是以基础合同债权转让为前提的,债权的转让不改变基础合同中的管辖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该抗辩的事由应当包括实体和程序的一切事由在内。[22]同时,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受让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中亦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债务人提起诉讼的,应当由被告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债权银行与债务人有协议管辖约定的,如不违法法律规定,该约定继续有效。结合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除非三方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应当按照基础合同确立管辖。[23]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按照保理合同确定管辖。课题组赞同这一做法,理由在于如果将保理合同与债权转让合同联系为最相类似的合同,按照其规定由基础合同管辖符合体系化的解释方法。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是一种非典型担保的融资合同,如果从这一角度认识保理合同,则在保理商同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时,保理合同是案件纠纷的主要起因,以保理合同作为管辖确定依据符合以主要法律关系确定管辖的要求。同时,考虑到保理合同项下可能涉及多笔应收账款,以保理合同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也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将多个争议统一在一个纠纷中一次性予以解决。但是必须承认,目前对管辖的处理尚未有明确的规定,在现实情况下,提倡当事人通过三方另行约定的方式明确管辖法院,比如在债权转让通知书中明确约定管辖。

2.基础合同的审查。在涉保理合同纠纷中,当事人最常见的抗辩就是基础合同不存在,从而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按照实际的法律关系,即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对于上述抗辩,法院第一步需要处理的就是基础合同的审查,从而准确确定合同的效力和性质。

对于无追索权的保理,或者保理商同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有追索权的保理,由于债务人均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当事人一般会主动提出对于基础合同的抗辩,由于各方当事人均在诉讼中,相关事实不存在确认的障碍,法院亦会对是否存在基础债权进行实质审查,无需赘述。

对于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在保理商仅起诉应收账款债权人时,法律并未规定应收账款债务人必须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基础合同是否存在的事实主要是依据案件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以天津会议纪要(二)为例,其是认为如果案件审理需要查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基础合同关系、基础合同履行情况,以及债权转让是否通知债务人等事实的,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情况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追加债务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按照纪要的精神,法院可以视案件情况依职权决定是否追加债务人,但是并不是一个必要的选项。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在保理商仅起诉债权人时,法院极少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般仅依据当事人提交证据确认相关事实。从审查的具体程度看,相关文件亦未明确具体的审查标准和审查程度,从司法实践看,在债权人未到庭答辩时,法院一般只进行形式审查,而且审查尺度也较为宽松,只要当事人提供的保理合同载明了应收账款的具体信息,并提供了由债务人加盖公章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等能够证明转让通知已经完成的形式证据,一般法院不会再去深究基础合同的实质真实性;在债权人到庭答辩时,若应收账款债权人未对基础合同不存在进行答辩,法院不会进行审查;在债权人抗辩基础合同不存在时,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课题组认为,目前法院对于基础合同的事实审查过于宽松。保理合同,特别是有追索权的保理是一种非典型担保的融资合同,其是以应收账款的转让为基础,在法院审理涉保理合同纠纷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基础合同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认定,后续可能会影响到要考察保理商的主观过错,从而影响合同效力和性质的问题。故基础合同是否存在、是否真实不仅仅是当事人举证抗辩的问题,而应当成为法院主动审查的一个事实要件。在当事人提出相应的抗辩后,法院应当尽可能与应收账款债务人进行联系,由其提供相应的证明;在未能提供证明时,应当将其作为案件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从而为事实的查明夯实基础。

3.基础合同虚构对合同效力和性质的影响。合同效力问题属于法院主动审查的事项。从调研的情况看,保理合同关系中,债权人虚构基础合同的情况较为严重。但是虚构基础合同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目前司法实践对于基础合同虚构下合同效力尺度的把握是较为统一的,除非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情形,否则法院从尊重契约自由原则,尽可能促使合同有效的角度出发并不否认合同的效力。

但是对于基础合同虚构,对于合同的性质认定,调研发现目前司法实践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交易合同是成立保理法律关系的前提,而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则是保理法律关系的核心。由于不存在应收账款这一基础事实,故保理商和债权人的法律关系必然不符合保理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故只要经查明,基础合同不存在,即使存在形式上的基础合同,亦无须审查其他事实,即可认定当事人只是为了寻求融资,直接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24]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基础合同不存在不必然影响合同的性质。要根据保理商和债权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具体而言,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只有在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存在通谋虚伪行为时,才能认定伪装行为的保理法律关系无效。

对此课题组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在于基础合同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债务人;保理合同的法律关系主体是保理商和应收账款债权人。基础合同虚构指向的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保理商相对于基础合同是一个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基于司法实践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基本理念,伪装行为之无效不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25]故对于虚构基础合同下,保理合同的性质仍然要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探究保理商和应收账款债权人是否存在同谋虚伪意思表示,从而对伪装行为和隐藏行为的效力进行评价,并按照隐藏行为的法律规定处理。

同时课题组认为,对于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是否存在通谋虚伪行为的事实认定应当从严,以引导保理行业回归主业经营。具体而言,通谋虚伪行为的要件包括四个,一是须有意思表示,二是须表示与内心目的不一,三是须有虚伪故意,四是须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实施。[26]在考察保理商和应收账款债权人是否存在虚伪故意时,不应仅限制在保理商明示的故意,只要其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其未尽到适当的审核义务,放任债权人以虚假应收账款申请保理融资的,都可以认定为构成虚伪意思表示。对于这一事实的认定,法院应当审查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保理商是否尽到了适当的审核义务,比如是否要求应收账款债权人提交了与基础合同相关的文件材料,相关应收账款是否符合常理;是否曾经对应收账款债务人进行了相应的尽职调查。如果在保理业务开展过程中,保理商全程未开展相关的审核义务,则可以认定双方存在相互串通的事实。对于这样的保理,将合同按照双方当事人隐藏的真实法律关系进行处理。

此外要注意的是,虚构基础合同的前提是存在可以指向的形式上的基础合同,对于调研中发现的涉保理合同纠纷中在保理合同文本中根本不存在基础合同的情况,课题组认为,除了按照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处理外,还应当考察保理商是否存在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的行为,如果存在,则应当对这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认定为无效。

4.保理合同项下违约金的调整标准。在保理合同中,保理商对于保理融资可能会约定按日计算的违约金,对于目前部分法院在当事人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时,法院按照24%年利率为上限降低违约金标准的做法,是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的“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的理念及“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的具体要求相符合。但是,应当注意到,这一要求并没有直接否定超过年利率24%部分的效力,而是允许调整。考虑到保理商融资亦具有成本,对于定性为保理法律关系的合同,课题组认为在当事人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时,不应当直接按照24%的利率一刀切,而应当综合考量当事人的履行情况、过错程度等决定调解幅度。

5.有追索权保理下“回购”责任的内涵。有追索权保理,保理商一般是以在保理合同中订立回购条款的方式实现其追索权。回购条款一般约定,无论是发生债务人信用风险,还是保理合同约定的其他回购条件成就等原因,保理商均有权通知卖方回购该应收账款并追回已付的融资款。有观点认为从法律性质上分析,有追索权保理实际上属于附条件的应收账款买卖。[27]但实际上“回购”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对当事人约定在特定条件下回转权利一种简称。故在实践中,对于回购的理解不同产生了调研中出现的不同的责任判法:一种理解认为回购是在债务人履行不能下的债权人的付款责任;一种理解认为回购是保理商对债权人的一种权利,并不以债务人履行不能为条件。

课题组认为,“回购”不是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应当按照当事人合同约定进行理解。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回购的定义有明确约定的,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约定,按照约定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时,正如前述所述,保理合同是以应收账款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合同,笔者认为债权人承担的是一种补充赔偿责任,即在在保理商未获清偿时,才能够向债权人主张权利,回购的功能相当于债权人为债务人的债务清偿能力提供了担保,这一担保的功能与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一般保证相当,参照担保法关于一般保证的法律规定,债务人应当就其所负债务承担第一顺位的清偿责任,对其不能清偿的部分,由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相应的,判决主文亦应当按照这一内涵进行具体表述。

保理合同作为《民法典》新增的典型合同,在经济价值上有其独特的优势,对于涉保理合同纠纷的处理应当围绕其独特的价值定位进行设置,即从管辖、合同性质和事实审查等方面以非典型担保融资合同为其基础定位进行权利义务设置优化。在保理业务未来发展中,还可以通过类型化的方式,在尊重意思自治与维护金融秩序原则的指引下,通过体系的类型化方式为商事主体提供多元选择,为保理业务的良性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


(课题主持人:廖春迎;

课题组成员:葛红、孙兆晖、钱丽红、姜源)



[1]详见李超著:《保理合同纠纷裁判规则与典型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前言部分。

[2]详见北京农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主页http://www.bjaif.cn/,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0日。

[3]详见《首现拐点 商业保理变中求新》,载搜狐网http://www.sohu.com/a/407406684_100014524,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7月15日。

[4]详见网址http://www.sohu.com/a/309117444_100014524。

[5]详见《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和典当行管理职责调整有关事宜的通知》(商办流通函〔2018〕165号),载

[6]中国裁判文书网并无2013年以前北京法院审理涉保理合同纠纷裁判文书。

[7]最后访问时间为2020年7月15日,2019年部分文书在该时点尚未公开。

[8]详见(2015)东民(商)初字第20090号、(2018)京02民终11881号判决书。

[9]详见(2018)京02民辖终887号民事裁定书。

[10]详见(2019)京民辖终196号民事裁定书。

[11]保理类型详细介绍参见曾洋:《保理及保理合同法律问题初探》,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春季号,第122-124页。

[12]例如(2017)京0102民初19942号、(2018)京0102民初7945号等判决书。

[13]例如(2015)海民(商)初字第36371号判决书。

[14]例如(2015)二中民(商)初字第12454号、(2015)二中民(商)初字第12860号等判决书。

[15]殷雁双:《保付代理及其涉及的有关债权转让的法律问题及立法比较》,载《河北法学》2004年6月,第76页。

[16]田浩为:《保理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5期,第95页。

[17]罗欢平:《论保理的法律性质——兼论应收账款担保融资的现实需求》,载《学海》2009年4月,第169页。

[18]尹文清:《保理法律关系论》,载《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6期,第32页。

[19]周强:《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加强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为实施“十三五”规划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24日。

[20]刘贵祥:《关于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应用法学》2019年第5期。

[2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国内保理纠纷相关审判实务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10期,第72页。

[22]田浩为:《保理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5期,第97页。

[23]冯宁:《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问题分析》,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17期,第42页

[24] (2015)湘高法民二终字第227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与湖南铋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马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5]沈德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下),第978页。

[26]同上,第977页。

[27]田浩为:《保理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5期,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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