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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宏观刘亚欣】东盟会崛起成为全球产业链上的下一个中国吗?——全球金融周期下的产业迁移追踪之一
发布来源: 轩言全球宏观 发布时间:2021-09-09


核心观点:

全球金融周期上行和中国崛起成就了上一轮大宗商品牛市。全球金融周期影响全球美元信用扩张与收缩,从而对美元总量流动性的影响,而美元周期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价格层面的表现形式。而实体和金融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金融层面的美元信用扩张,需要实体经济领域的载体。2001年中国加入WTO助推的加速全球化和全球繁荣是2002-2007年全球美元信用急剧扩张的背面。因此,全球金融周期选择了中国,中国崛起是偶然中的必然,全球金融周期扩张和中国崛起带来的需求成就了上一轮大宗商品牛市。


全球金融周期扩张助推国际产业转移。近年来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通过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回顾可以发现,无论是第三次产业转移(日本—东亚四小龙)的最广泛环节还是第四次产业转移(欧美日、东亚四小龙—中国)的高潮阶段,都分别对应着两个全球金融周期的扩张阶段:1986-1995、2001-2008年。可见,弱美元环境为全球再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至于具体的产业转移的方向,则遵循事物朝着阻力最小方向发展的原则。


历史证明,全球美元信用扩张早于美元指数回落且持续性强,而本轮信用扩张实际已于2019年开启,未来数年我们都将处于全球金融周期的扩张阶段。在实体领域,这一次全球金融周期将选择谁,谁是下一个中国呢?东盟是否能够承担昔日中国的角色呢?


虽然静态地看,东盟当前在人口规模、经济贸易规模等方面都与中国有较大差距,但也应看到,中国经济在崛起之前的相对规模低于当前的东盟,规模可观是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的结果。从东盟的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均GDP、制造业比重、宏观杠杆率等指标来看,除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7个东盟国家发展阶段落后于中国,并且具备较好的禀赋条件,具备进一步发展制造业、承接部分中低端产业转移的潜力。东盟区域内的总体规划保障了东盟内部的经贸合作,东盟各国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规划中,仍然将经济增长、制造业发展和对外开放放在重要的位置,这对于东盟未来在全球产业链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构建了基础。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动有望加速发展。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发展,除了中国与东盟间的双边关系,双方还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亚合作、亚欧首脑会议、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存在紧密合作关系。当前东盟已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在产业链层面的合作有所深化,东盟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在上升。中国向微笑曲线两端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向东盟进行一定程度的低端产业转移是一个必然选择。因此,结合东盟自身具备的禀赋,与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产业升级趋势而言,东盟具备作为下一个产业转移目的地的资质和环境条件,而中国可能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下为正文内容: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度尼西亚银行2020年9月30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2021年9月6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将正式启动中印尼本币结算合作框架。此举是两国央行深化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有助于形成人民币/印尼卢比直接报价,扩大两国经贸往来中本币使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过去20年,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提升,中国正处于重要的经济转型期,而在全球金融周期进入扩张阶段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与东盟在经贸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金融合作,亦可能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那么,东盟是否具备足够的力量,复制当年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发挥的作用呢?本文将致力于回答这一问题。


一、全球金融周期、大宗牛市与中国崛起


全球金融周期的概念最早在2014年由法国的经济学家提出,国际清算银行非常推崇并持续开展有关研究。在IMF、BIS学者的认知中,全球金融周期被定义为与跨境资本流动的激增和缩减、资产价格的繁荣和萧条以及危机有关的周期,全球金融周期以资产价格、总资金流动和杠杆率的大规模共同变动为特征,信贷总量、信贷流量和资产价格的变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共性。


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周期,金融周期的驱动因素是经济主体的风险态度和融资环境及资产价格预期;金融周期的时长较长,一般是15至20年;金融周期则以阶段性的非理性或群体效应为前提。近年来学者们越发认同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共同的金融周期,即全球金融周期。全球金融周期可以用美元指数和VIX等一系列价格指标来描述,也可以用全球信用(Credit)与GDP之比等数量指标来描述。


新一轮全球金融周期从2019年下半年已开始扩张上行,未来数年我们都将处于全球金融周期的扩张阶段。全球美元信用扩张早于美元指数回落且而本轮信用扩张实际已于2019年开启,预示着美元指数的长期弱势。从历史情况看,美元信用扩张一旦开启,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且早于美元指数的走弱。以上一轮周期为例,国际信贷占/GDP比重的底部出现在2000年三季度,此后即开启上行的大趋势,直到2008年一季度才见顶,持续了7年半之久,当时国际信贷占GDP比重从34左右水平快速抬升至68。本轮周期中国际信贷占/GDP的比重从2019年开始出现上升。预计本轮业已开启的信用扩张也将有较长的持续期,同时也预示着美元指数进入长周期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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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信用扩张与收缩对美元总量流动性的影响造就了美元大周期,美元弱与全球美元流动性扩张互为因果,美元指数也可以作为描述全球金融周期的价格指标。历史数据显示,美元指数存在16至18年时长的周期,2002-2008年全球美元信用急剧扩张。对应着美元指数的第二个下行周期。观察统计数据可见,1971年以来美联储公布的广义实际美元汇率指数走完了两轮半周期:从低点到低点的两轮完整周期分别是1978年至1995年、1995年至2011年;从低点到高点的半轮周期是2011年至2020年。历史上的第二轮美元周期是1995-2008年,其中1995年7月至2002年2月为上行周期,2002年3月至2008年4月为下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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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和金融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金融层面的美元信用扩张,需要实体经济领域的载体。2001年中国加入WTO助推的加速全球化和全球繁荣是全球美元信用扩张的背面。


经过80、90年代漫长的谈判,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2000年10月11日,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


时至今日,加入WTO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里程碑,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起点,加入WTO、叠加911事件后中美关系缓和,为中国赢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期,由中国这关键一环促成的全球产业链的深化也进一步带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


1995-2008年,特别是2002-2008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进程快速发展,全球贸易也经历了最快增长和深化的阶段,全球贸易占GDP的增速从2001年的18.5%上升至25.4%,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广泛行业制造能力的国家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分工,刺激了发达国家对于新兴市场的直接投资,促进了全球效率的提升,从而带来了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的繁荣,全球经济增速由2001-2002年的2-3%的水平上升到了2006年的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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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周期上行和中国崛起成就了上一轮大宗商品牛市。与2011年至2020年这9年间的下降趋势不同,2002年至2011年这9年大宗商品价格高点逐步抬升。


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周期的助推下,美元和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存在“跷跷板”效应。2002年至2011年,实际美元指数从113的高点回落至2011年7月的84,回落幅度达25.7%。全球金融周期与大宗商品价格的扩张周期一致。


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变化背后少不了供需条件的配合,“中国需求”首当其冲:如果进一步分拆成趋势项和周期项可见,2002年至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的趋势项从-80上升至60。这9年间,CRB现货指数从底部200上升至高点的600左右,而这一上行趋势的作用下,大宗商品的高点越来越高,当时中国快速工业化、制造业崛起、大举投资所激发的“中国需求”及其对整个新兴经济体需求的带动作用被公认是这一大趋势的核心支撑因素。而在这一上行趋势之中存在明显的3轮库存周期,同样显示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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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周期选择了中国,中国需求支撑了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崛起是偶然中的必然。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美元信用扩张的进程就已开启,互联网泡沫破裂引发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已经触发了美元走弱的开始,一个宽松的全球美元流动性环境已经在酝酿着一轮全球经济的繁荣,而中国的扩大开放恰逢其时,给全球资金提供了最具成长性和回报性的投资方向。可以说,全球金融周期向上同中国加入WTO一样,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而中国的存在,提升和成就了这一轮全球经济繁荣的效率和高度。全球金融周期扩张与中国崛起互相成就,且共同支撑了2002-2011年长达九年的大宗商品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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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金融周期扩张与国际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是指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是一种产业的空间转移或空间迁移现象。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技术革命等推动的新一轮全球经济繁荣往往伴随着产业转移,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产业转移是实现不同产业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张少军等,2009),实现国际间产业转移的途径是资本流动。


近年来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英国—美国。英国是第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制造业中心”,纺纱机、蒸汽机等一系列重大技术发明诞生在英国,掀起了第一次产业革命高潮,英国制造的很大一部分产品销售到国外,这标志着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形成,英国工业革命高潮发生在1770-1830年间,英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和科技中心的地位一直保持到18世纪后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产业的输出地是英国,目的地主要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及北美。美国是这次国际产业转移最大的受益国。当时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加之其良好的自然和资源条件,吸引了众多英国工业企业来此投资。美国借此机会奠定了后来领跑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19世纪7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使美国建立了钢铁、化工和电力三大产业,同时美国还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美国利用了以电力充当动力的产业革命机会,在火车、汽车、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成为世界第一,并以其雄厚的工业基础,一直占据着世界科技中心的地位。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美国—日本、联邦德国。20世纪50年代,“二战”后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爆发,出现了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如新能源技术、航天航空技术、新材料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等。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和联邦德国,美国国内则主要致力于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联邦德国、日本通过承接转移产业,大大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工业产业的竞争力迅速提高,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世界工厂”。


“战后年代,日本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口号,利用各国技术之长,不断创新发展本国生产技术,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起飞,逐步缩小同美国的经济差距,使日本迅速发展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在新兴的半导体产业技术方面超过了美国,赢得了占全球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极强的竞争力。日本作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突出表现在重点行业、重点技术领域取得领先于美国的竞争优势,而不是取而代之。其主要发展特征有:以半导体、电子信息产品、家用电器、汽车等为支柱产业;部分产品的生产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以产品贸易和中间品加工贸易等方式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产品生产和出口比重具有相对优势。”


与十九世纪大英帝国主导的“本土制造+海外原料产地和市场”的全球化不同,美国所主导的这次全球化将产业链环节进一步纵向拆分,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的技术优势和文化优势,将研发设计和品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将制造环节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从而显著降低成本,提升利润。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日本—东亚四小龙。20 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为应付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日元汇率升值的影响,日本选择了对外投资、重构国内产业结构的国际产业转移之路。这一时期,美国、日本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汽车和机械等出口导向型资本密集工业,同时注重发展电子、航天等部分高附加值技术、资本密集型进口替代工业,而把纺织、服装等轻纺类劳动密集型工业和部分重化工业,逐渐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在这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日本产业向外转移经历了三次小高潮: 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为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国内产业的主导地位,促使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等轻纺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转移的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造船产业等,转移的目的地仍然是亚洲“四小龙”。第三次发生在1985 年“广场协议”之后,转移的产业不再局限于在国内完全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扩展到汽车、电子等已经实现了技术标准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目的地既有亚洲“四小龙”,也有东盟四国和中国内地。由日本所推动的东亚地区产业转移,引领了东亚地区的“雁阵飞翔”。直至20 世纪80 年代末,日本在这一“雁阵”中,无疑居于“雁首”的位置。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催生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契机,逐步实现了有进口替代型产业向出口加工产业的过渡,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孙浩进,2011)。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欧美日、东亚四小龙—中国。在这一阶段,美、日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将产业结构重心向高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进一步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大量吸收发达国家的投资,承接美、日转移出来的重化工业和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并且把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也将很大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中国内地,带动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内地是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除了承接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中国内地还以其广大的市场吸引了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大规模投资,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20 世纪80 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从承接亚洲四小龙及发达国家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珠三角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等东部沿海发达经济带; 除承接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中国内地还以其广大的市场吸引了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大规模投资,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孙浩进,2011)。


通过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回顾可以发现,无论是第三次产业转移(日本—东亚四小龙)的最广泛环节还是第四次产业转移的高潮阶段,都分别对应着两个弱美元周期和全球金融周期的扩张期:1986-1995、2001-2008年。


历史上的三轮美元回落均对应着全球产能的扩张期。由下图可见,1975年至1979年,1986年至1989年,2002年至2007年,历次美元显著回落阶段,全球资本形成均会出现明显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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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985 年“广场协议”之后,劳动密集型产业、汽车、电子等已经实现了技术标准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亚洲新兴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转移,从而推动了亚洲经济、金融市场的繁荣,也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埋下了线索。1986年至1989年,全球投资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包括这一时期兴起的世界制造中心—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亚洲“五小虎”,同时也包括作为大宗商品生产国的巴西、智利、墨西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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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8年,中国加入WTO,大举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吸引了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大规模投资,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当时产能投资扩张最为显著的是中国,但同时加拿大、俄罗斯、阿根廷、沙特、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大宗商品生产国的投资增速同样迅猛。可见,弱美元环境为产能投资、全球再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至于具体的产业转移的方向,则遵循事物朝着阻力最小方向发展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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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盟是下一个中国吗?


历史表明,全球美元信用扩张早于美元指数回落且持续性强,而本轮信用扩张实际已于2019年开启,预示着美元指数已开启长期弱势。从历史情况看,美元信用扩张实际上早于美元指数的走弱,本轮周期中国际信贷占GDP的比重从2019年开始出现上升,对应美元指数的底部出现在2020年二季度,从历史来看,每一轮信用扩张开启后,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上一轮的信用扩张始于2000年三季度,终于2008年一季度,持续时间7年半。因此,预计本轮业已开启的信用扩张也将有较长的持续期,据此推论,从2020年开始,美元已进入新一轮弱势周期,大宗商品价格也具备了进入新一轮繁荣周期的条件。


不过,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实体领域,这一次全球金融周期将选择谁,谁是下一个中国呢?东盟是否能够承担昔日中国的角色呢?我们通过多个角度对比中国与东盟的情况,以判断东盟是否具备成为下一个中国的潜力。


东盟体量小于中国,但也较为可观


东盟人口相当于中国的一半。截至2020年,东盟合计人口约为6.67亿人,占全球总人口比重的8.7%,从1961年以来占比呈现上升趋势,从7.2%上升至8.7%;而2001年中国人口为12.7亿人,当时占比20.7%,目前下降至18.3%,东盟人口大体相当于中国人口的48%,虽然存在差距,但占全球人口比重也相对较高。日本即使在较为高峰的时期,其人口占全球比重也仅为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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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条件看,东盟国土总面积约433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东盟面积约为中国的45%,而日本国土总面积仅为37.7万平方公里。


从经济总量而言,东盟当前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仅为3.6%,静态来看,与中国有较大差距,特别是考虑到其与中国在人口、土地面积等方面的差异远小于此。但动态来看,2000年,中国GDP在全球的占比也仅为3.6%,而当前占比已达到16.3%,这是多年高速发展的结果,而并非天然如此,这也侧面反映出,以东盟的禀赋条件而言,经济总量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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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数据也呈现了与GDP类似的情况,2019年东盟出口在全球的份额为7.5%,低于中国的13.1%,但是也应该注意,2000年中国出口比重仅为3.9%,而东盟当时的比重就达到了6.6%,是中国后续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出口份额反超东盟并大幅高于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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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指标可见,虽然静态地看,东盟当前在人口规模、经济贸易规模等方面都与中国有较大差距,但也应看到,中国在崛起之前的规模低于当前的东盟,规模高是经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的结果,而非纯粹是禀赋使然。


多项指标标明东盟多国仍有较大发展潜力


人均GDP可以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指标,同时也是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主要物质基础,因此也是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并且这一指标也与工业化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从人均GDP水平看,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10216美元,东盟十国中仅有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高于中国,其中缅甸最低,仅为1407美元。人均GDP收入较低的部分国家或有较低的人力成本和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具备承接中低端产业转移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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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可以一定程度反映一国工业化水平和制造业比重,而从下图来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的绝对水平高于所有东盟国家,显示东盟国家制造业仍有发展空间,中国近年来有所下降,或反映了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的态势。东盟国家中,越南、缅甸、柬埔寨、新加坡2010年之后呈现出上升趋势,显示其制造业发展势头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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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盟各国工业占比比重来看,文莱高达63.1%,油气行业为其主要产业,新加坡最低,仅为24.7%,旅游业和高端服务业在其经济中比重较高。其余国家的工业比重大体在30-40%区间,而我国工业占比曾一度超过40%,此后因服务业占比的上升而出现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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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城镇化率是城市化的度量指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从绝对水平而言,当前东盟整体的城镇化率为53.5%,低于中国的60.3%,当前东盟整体的城镇化率大体相当于中国2013年的水平。而分拆来看,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的城镇化率显著高于中国,其他国家低于中国,水平最低的柬埔寨城镇化率仅为24%,而中国2000年的城镇化率仅为35.9%,同样是在后续发展中实现了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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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和经济结构也具有显著影响。相对中国而言,东盟人口显然更为“年轻化”,甚至与2000年的中国对比,东盟也具有较高比例的儿童和工作年龄人口,这使得东盟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能力和持续性得到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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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识字率和入学率指标来看,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最为突出,识字率和中等教育入学率都在90%以上,属于第一梯队,菲律宾、越南、印尼、泰国属于第二梯队,老挝、柬埔寨、缅甸属于第三梯队。各国普遍呈现一定的改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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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杠杆率主要是指全社会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低债务水平代表着一国加杠杆的潜力,而高债务则可能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根据BIS的数据,截至2020年三季度,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为285%,低于发达经济体,但较新兴经济体整体、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都更高。印尼的非金融部门债务比重仅为78%,债务负担较轻,泰国也显著低于中国,表明至少部分东盟国家具有进一步加杠杆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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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盟的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均GDP、制造业比重、宏观杠杆率等指标来看,除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7个东盟国家发展阶段落后于中国,并且具备较好的禀赋条件,具备进一步发展制造业、承接部分中低端产业转移的潜力。


东盟以开放态度规划未来产业和经济发展


2015年末,东盟经济共同体成立,并且发布了《东盟2025:携手前行》愿景文件,为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未来10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16年9月6日,东盟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MPAC2025),主要关注五个共同的战略领域: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创新、物流、进出口管理和人员流动。除了东盟总体规划保障了东盟内部的经贸合作外,东盟各国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规划中,仍然将经济增长、制造业发展和对外开放放在重要的位置,这对于东盟未来在全球产业链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构建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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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动有望加速发展


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发展。2001年3月,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框架下正式成立;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11月,中国-东盟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规定自2005年7月起,除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和少量敏感产品外,双方将对其他约7000个税目的产品实施降税;2007年1月,双方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已于2007年7 月顺利实施;2010年1月1日,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中国对东盟93%产品的贸易关税降为零。


201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参与成员包括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2016 年3月23日,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三亚举行,各方共同确认了“3+5 合作框架”,即坚持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协调发展,优先在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领域开展合作。


除了中国与东盟间的双边关系,双方还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亚合作、亚欧首脑会议、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存在紧密合作关系。2020年,RCEP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的一项成果,也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 协议将原先15个国家间的双边自贸协定纳入统一的框架之下。协议签署后,15个国家将遵守共同的关税、原产地规则、投资准入、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和电子商务方面的内容。RCEP是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近年来东盟在我国出口份额中持续提升,亚洲也是内部贸易最为密集的区域,RCEP协定是巩固亚太区域贸易联系、抵御美欧所带来的外部风险的重要举措。


当前东盟已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在产业链层面的合作有所深化。在RCEP15个成员国中,中国对其他14个国家贸易占中国贸易总值的31.7%,从贸易伙伴看,东盟在我国贸易中的比重趋于上升,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加速上升态势,当前东盟十国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进出口比重的14.7%;日本、韩国是中国第四和第五大贸易伙伴。而从我国对东盟出口更大幅度上升、对东盟进出口紧密相关和趋同来看,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中与产业链合作、加工贸易相关的部分重要性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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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在上升。投资方面,中国对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步增长,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中的占比也有所上升。截至2019年,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为1099亿美元,占比5.0%,2019年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规模为130亿美元,占比9.5%。事实上,从企业的行为看,东盟国家也早已成为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建厂的重要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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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领域来看,制造业(2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7%)、批发和零售业(16%)、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9%)、建筑业(7%)、采矿业(7%)为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前六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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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微笑曲线两端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向东盟进行一定程度的低端产业转移是一个必然选择。


“微笑曲线”于1992年由中国台湾宏基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提出,主要描述的状况是在电脑产业链中,上游的研发端掌握核心技术,下游的营销环节创立了品牌,均获得了较高的利润,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缺乏溢价空间、能够分得的利润份额较低。根据微笑曲线,企业提升利润的两个方式是提高研发能力和发展品牌。对于中国而言,通过产业升级获得更高的附加值是未来这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低端产业转移,并且这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更为顺畅的产业升级过程意味着东盟中低端产业更为快速的发展,东盟更强的产业承接能力也会倒逼我国产业升级的速度与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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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而言,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存在以下三个特点,使得中国与东盟之间更适宜形成紧密的经贸合作。第一,地域上的临近是经贸关系极为重要的基础。当前全球的三个制造业集群是亚洲(日本、韩国、东盟)、美洲和欧洲区域,而这种制造业集群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理距离的远近,新冠疫情的出现可能更加扩大了地域因素的影响,并扩大了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利益。亚洲区域是三个集群中对外输出产品最多的集群,区域内贸易占比超过2/3,60%的最终产品出口给区域外国家,中国是亚洲区域的核心,55%的进口来自亚洲地区,对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均有贸易逆差,是连接生产和终端需求的重要环节。第二,中国与东盟在经济结构上互补性、协同性与日俱增。中国更为侧重中高端技术产业,逐渐与发达经济体比肩,而东盟侧重中低端制造业和资源类产业链,双方具有较强互补性。第三,中国与东盟的文化背景更为相同、相似,人员双向流动程度更高。


因此,结合东盟自身具备的禀赋,与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产业升级趋势而言,东盟具备作为下一个产业转移目的地的资质和环境条件,而中国可能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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